張難先先生辦“恥廬成人識字班”
2014-09-15 21: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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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難先先生( 1874—1968)，湖北沔陽人，青年時曾參加辛亥革命，是武昌起義組織者之一。全國解放后，曾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職。
抗戰(zhàn)時期，先生于1940年毅然辭去國民黨湖北省政府民政廳長職務，后于1941年4月16日到宣恩縣長潭河隱居，1942年4月24日離開。在這一年中，先生為了喚醒民眾，宣傳抗日救國，做了許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深受當?shù)厝嗣駩鄞?。先生當年在長潭河住地辦過成人識字班，我曾在這個識字班讀過書，解放后亦曾與先生有過交往。
“恥廬成人識字班”是張難先于1941年6月在長潭河辦的一所農(nóng)民識字班，我是這個班的學生。當年，我28歲，父母早喪，無家無室，以肩挑販賣為生。
從長潭鎮(zhèn)沿南河而上，行一華里左右，有塊小小盆地——女兒壩。壩上有一農(nóng)戶叫王恩寬，張先生就寓居在王恩寬家。先生身材不高，態(tài)度和藹，面容慈祥，銀白胡須飄灑胸前，布履藍衫，時到農(nóng)家攀談。
那年夏天，先生就在王家堂屋內(nèi)辦起了“恥廬成人識字班”。識字班為什么叫“恥廬”？“恥廬”是先生對當時在這里的寓所的稱號。為什么有此“恥廬”之稱?他老人家給我們作過這樣的解釋：
“恥者乃恥辱也!廬者茅屋也!我們這些國民黨的上層人物，幾度革命，不僅沒有治理好中國，反而遭日本侵略，國威墜地，實為羞恥也!我雖年已古稀，不能報仇雪恨，匿居深山，故為‘恥廬’，不忘國難也!”
先生不滿當時的時人時政，他老人家的心情是沉重的，所以在“識字班”的前面加上“恥廬”一詞。
識字班的課桌是從老百姓家里借來的三張方桌，沒有黑板，他就用五匹布瓦(因每天認五個字)代替，用散碎泥土當粉筆，堂屋正中的壁上訂了一塊擱板。先生先從筆順講起，一筆一畫地把字寫在瓦上，再將瓦放在擱板上，用一根竹棍作教鞭，一字一字的教我們認，認完后再講解。
講解時，他老人家旁征博引，使我們懂得了很多道理，獲得了不少知識。比如講“中”字，他就聯(lián)系中華民族的歷史，憤怒地講日寇侵犯中華。教育我們要做一個知大仁曉大義的人，愛我們的民族，愛我們的國家，仇恨日本侵略者，仇恨民族敗類。
有時，他老人家提問：“為什么有一等人穿綢掛緞，豐衣足食?”我們回答：“那一等人命好，有祖田父業(yè)。”先生淡然一笑，氣憤地說：“這叫不平等。這個社會要改造。要人人有飯吃，有衣穿?！彼先思揖褪沁@樣嘔心瀝血地教導我們的。
識字班的課本是先生自己編的《五言或六言雜字》。內(nèi)容是根據(jù)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字，分成姓名、籍貫、數(shù)詞、吃、穿、住、用、家畜、街道、店鋪等。編好以后，托當時宣恩縣縣長滕昆田在縣政府油印的。
課本的內(nèi)容，我至今還能背誦幾段：
如：(一)記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零字穩(wěn)當插。(二)干喝饑餓吃，茶水粥飯粑。柴米油鹽醬，合渣青菜瓜。
識字班開學這天，先生不叫“開學典禮”，取名“懇親會”。他說，為人最重要的是誠懇。我們是同胞兄弟，炎黃子孫，要相親相愛，團結(jié)互助，故名“懇親會”。開“懇親會”那天，先生要我去場上買了一背簍桃子、李子，還有米粑粑。為什么要我買桃李呢?我現(xiàn)在猜想，有“桃李芬芳”的含義，以表達他老人家對我們的殷切期望。為什么要買米粑粑，我就不解其義了。
在堂屋正中，三張方桌連在一起，上面鋪著白紙，師母用紅紙剪了一些花邊貼在白紙上。桌上擺著兩簸箕桃李，一筲箕米粑粑，還有先生親手用黃泥巴做成的蠟臺，蠟臺表面用石灰粉成白色，還刻畫了花紋。另外，先生還買了些草煙，用紙卷成香煙形狀。
會場布置得樸實大方，又很莊重，這是先生煞費苦心地忙碌了很長一段時間辦成的。
先生寫了個“懇親會”的儀式，有兩條是別致的：一是“恥廬舞劍”，再是參觀“恥廬臥室”。
這天到會的約30多人，除了我們學生外，還邀請了學生的家長。大家圍著方桌坐了一圈，一邊吃著桃李和米粑粑，先生一邊給我們講讀書識字的重要性。大意是：窮人要讀書識字，才不會孤陋寡聞，今后才有出息!鼓勵我們要發(fā)奮，立下恒心。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議程進入了“恥廬舞劍”。先生拿出了寶劍，寶劍是先生親手用楠竹削成的。他說：“大膽舞劍，細心撫琴?！边€說，做人要有膽識，沒有膽識的人，是無用之人。
此時先生已是近七十高齡的老人了，他舞了一陣，面不改色，口不喘氣，不減當年為推翻滿清王朝馳騁疆場之勇健，可見先生功夫之深。
舞劍后，便參觀“恥廬臥室”。先生說：“人與人之間要互相了解，肝膽相照，才能親密無間?！边@可能是先生要我們參觀臥室的含義吧。
我們看了先生的臥室，陳設(shè)非常簡樸，但師母收拾得有條有理，干干凈凈。一架木板床，床上兩套棉被；床前有一張小桌子，桌上放著一個竹質(zhì)的水煙袋，再就是先生的文房四寶;桌子旁邊有一把木架繃布的躺椅；墻上掛著一件麻布做成的衣服不像衣服、蚊帳不像蚊帳的東西，先生說，這是他書寫時罩著腿腳防蚊蟲用的。
識字班有22名學生，除了我是一個肩挑負販者外，其余都是貧苦農(nóng)民。那時，誰不是掙扎在饑餓線上?所以，學習是時斷時續(xù)的。先生不厭其煩，來一個教一個，白天來白天教，晚上來晚上教。我每天早晚都要去看望先生，向他老人家求教。
1941年10月的一天，我去先生家，只見師母悲淚不止，先生的右手撐住額頭，心情很沉重。我立即轉(zhuǎn)身，被先生喚住。問明情由，才知先生的長子張少勤在恩施病故。為了不打攪先生，我要告辭，又被先生留住，說：“非吾子其子也!人世間悲歡離合不足為奇。國元，還是學習吧!”說完，他老人家強忍巨大的悲痛，又教我識了五個生字……
我含著眼淚聽完先生的講授，走出大門，痛哭了一場。
先生寬闊之胸懷，真為吾輩之師表!
1942年4月，先生要離開長潭了。他老人家把我叫去，囑咐道：“學得的文化，不可荒蕪，要努力上進?！?/DIV>
我說：“離開了先生，誰來教我？”
“非也!”先生說著，轉(zhuǎn)身取了一本《康熙字典》贈送給我：“這就是先生，還可以向有學問的人求教嘛!”
我捧著字典，眼淚撲簌簌地掉了下來……
當時，宣恩不通公路，先生要從長潭步行85里，才能到達恩—咸公路的椒園車站。我和識字班的幾名同學一直幫先生挑著行李送至椒園，分手時先生拱手向我們告別：“你們今后一定會好起來!”
我們望著先生，一個個哭出聲來……
（《湖北文史》2010年總第八十九輯，本文作者涂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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