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我的學生時代

2014-09-15 21: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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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順桃

    提筆回憶我的學生生活,不在標榜,只是一種寄托,只在重現(xiàn)一個真實的我、時代的我。

小學階段　

    1962年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我家因姐弟多（姐弟五人）,生活十分困難。 常處于饑餓狀態(tài)下的我雖然已經(jīng)八歲了,卻像個不足六歲的小女孩,又矮又 瘦。按戶籍所在地我應該到新馬路小學讀書,報名時老師說我太小就是不 收,沒有辦法,母親只好拉著我到萬民街街辦的一個小學報名上學了。
　　母親為讓我上學苦苦求人的樣子在我幼小的心靈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小小的我暗自下決心,一定要快快地長高,一定要好好地念書,超過那些得意 的上了新馬路小學的小伙伴,這也是孩童時期的我立下的第一個“誓言”。為 了這個“誓言”,我放棄了一般小孩所擁有的童趣,也成就了我獨特的性格。 那時,我除了讀書鍛煉外,從不玩小孩喜愛的游戲。在強化的鍛煉中,我長高 了；在刻苦的學習中,我的各科成績總是排在全班和全年級的前列。我成了 班上公認的好學生,街坊鄰居夸獎的好孩子。一年級參加了少先隊并被推選 為少先隊小隊長,二年級被推為少先隊中隊長。在班上,在年級里,小大人似 的管起了學生中的事。
　　1965年9月小學四年級的時候,遇學校整頓,一些教學條件差、師資力量 薄弱的街辦小學紛紛歸并到正規(guī)學校,我所在的萬民街小學撤銷,學生整體 轉(zhuǎn)入到新馬路小學就讀。我也就成了新馬路小學的一名學生,同時被推為少先隊大隊長。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fā),工廠停工,學校停課。武漢小學六年級以上 的學生都紛紛參加全國大串連,而六年級以下的學生因年齡太小,被圈在學     校里上課,我們 學校五年級的學生就帶頭在學校貼大字報:“革命不分年齡大小, 我們要革命,我 們要串連。”我作為少先隊的大隊長,自然就成了 留校小學生的領頭人,組織大家 罷課,作為代表 與老師、學校領 導交涉。結(jié)果是 學校同意由班主任老師帶著我們到武漢長江大橋游覽了一次,就算我們步行 串連了。隨后,我完成了小學的學業(yè)。 

初中階段　

　
　　1967年學校停止罷課,工宣隊作為領導階級進駐學校,組織學校復課鬧 革命,外出串連和社會上游逛的學生大多返校。1968年9月,我進入武漢市 四十一中學讀書。武漢市四十一中學的工宣隊是武漢市低壓鍋爐廠派出的。 那時的老師作為“臭老九”剛剛解放出來,除了教學以外,大多數(shù)是明哲保身,不問教學以外的事,更不敢管理學生。為了維護各方面的秩序,工宣隊按照 有關方面要求,在學生中組建了紅衛(wèi)兵大隊和民兵連,讓學生自己管理自己。 其具體職能是:維護學校教學秩序,協(xié)助執(zhí)法部門維護社會秩序,組織學生參 加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文化體育活動。
　　在學校,紅衛(wèi)兵、民兵是教學秩序的主要維護者。包括:校門口值勤:每   天一個民兵排或紅衛(wèi)兵小隊（一個教學班）派35人站在學校大門口對進出 校的同學進行檢查,防止校外閑雜人員入校影響上課和防止學生早退離校。 課間巡邏:每堂課每個年級都有23名紅衛(wèi)兵和民兵不上課,到各班清點人 數(shù),記載課堂紀律狀況,對影響課堂紀律的學生進行勸導和幫助,維護學校公 共活動秩序。那時只要學校有活動,紅衛(wèi)兵、民兵都要安排人員分兵把守、維護秩序,保證活動的順利進行。
　　在社會上,紅衛(wèi)兵和民兵是打擊不良傾向的重要參與者。打擊學校社會 上的流氓阿飛是紅衛(wèi)兵、民兵的主要任務。那時認定青少年是否有流氓阿飛 習氣的標準是:不遵守校紀校規(guī),不到學校上課,穿奇裝異服（女孩袒胸露背、穿大腳褲；男孩留長發(fā)、穿拖鞋、抽煙）。學生中值班的紅衛(wèi)兵和民兵,尤其是學生中的干部,常常帶著一把剪刀,遇上了就將那些所謂有流氓習氣學生的 長發(fā)、大腳褲剪了,還要帶到隊部寫檢討和保證書。此外,紅衛(wèi)兵民兵還利用 放學后和星期天的時間,到汽車站、火車站、汽渡口維護交通秩序,每逢有大 型的集會,公安部門都要組織學生中的紅衛(wèi)兵、民兵參加值勤。
　　活躍校園生活、增強學生體質(zhì)是紅衛(wèi)兵組織和民兵連的重要工作。通過 組織紅衛(wèi)兵、民兵訓練帶動同學們參加體育鍛煉。每星期一、三、五放學后,紅衛(wèi)兵、民兵都要集中起來進行隊列訓練并分頭組織各班學生的早操訓練, 我整隊的口令能發(fā)得比較標準,養(yǎng)成了抬頭挺胸走路的習慣,應該說是那個 年代堅持訓練的結(jié)果。開展經(jīng)常性的體育活動并組織校內(nèi)外的賽事活動是 活躍生活、增強體質(zhì)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當時學校比較普遍的體育項目是籃球 與排球,我是學校女子籃球隊的隊長,只不過我這個隊長從沒有打過籃球,主 要是抓隊員的思想工作。我們在學校中成立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排練的節(jié) 目除“忠”字舞外,主要是學演革命樣板戲《紅燈記》（京?。┖汀栋酌罚ò爬傥鑴。?許康紅同學總是這些節(jié)目的女主角。那時候我的職務可不少:校民 兵連長、紅衛(wèi)兵大隊長、女子籃球隊隊長。1970年高進文老師介紹我加入共 青團后又被推選為校團委副書記（書記是校黨支部中的青年委員陳緒仁老師 擔任）。這一時期,有幾件重要的事情在我思想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一、學生行為面面觀。初中時期正是“復課鬧革命”之際,各校雖然已經(jīng)開課,但受“文化大革命”沖擊,正常的教學秩序并沒有完全恢復,學生雖然大多數(shù)已經(jīng)到校,但心思并沒有放在學業(yè)上,熱衷于參加社會活動的同學不在   少數(shù)。同時,一 些渴望學習知 識的同學也期 盼著復課能讓 他們真正地學 到知識。學校 的學生生活呈 現(xiàn)出多層面。 按當時所提的 “紅與?！眮矸?類,應分為四 類:第一類是 “只紅不專”。 這類同學政治 熱情高,熱心于 參加政治活動, 但不太重視學習。他們大多集中在學生干部中,同學和老師們對他們是“懼 而不敬”。第二類是“只專不紅”。這一階段有一批同學利用復課之機,埋頭 學習,很少參加社會活動,可以用“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來形 容,被大家稱為“夫子”。我們班上有個同學叫胡建華,很少與他人交流,也不 參加什么活動,班里大多數(shù)同學入團,可他總通不過。對這類學生大家是“敬 而不親”。第三類是“不專也不紅”。他們既不參加政治活動,也不認真讀 書,還喜歡搞惡作劇,尤其是熱衷于出學生干部中他們認為是“假正經(jīng)”的那 種人的洋相,使這些同學常常在大庭廣眾之下下不了臺。同學們對這類同學 是“嫌而不棄”。第四類是“又紅又專”。其中又分兩種:一種是親和力比較 強的同學,如我們學校的杜建國同學,人非常聰明,也很可愛,說他聰明是他 悟性很高,學習上沒有什么能難倒他的。說他可愛是他性格隨和,熱心各項 社會活動,熱情對待每一個同學,充滿了活力,大家都很喜歡他,昵稱他為“小 豆豆”。另一類是缺乏親和力的同學。我可能屬于這一類,不是特別聰明但 十分刻苦,不善言談,但事事能帶頭且任勞任怨。同學們敬重我但又不太親   近我,我與誰的關系都淡于水。那時我很苦惱,因家中貧寒怕被左鄰右舍看 不起,為了活出個人樣來,學習十分認真,每天早上天不亮,一家人還在熟睡 中,我就起床到學校預習功課,中午大家回家吃飯,我大多數(shù)時間在學校做作 業(yè),晚上無論多晚回家,我都要就著月光或路燈看12個小時的書。因為長 期早出晚歸,一星期難與父母弟弟搭腔說一句話,母親常說我不是家里人,是 住店的。記憶中有這么一件事:母親每天給我五分錢過早,其他的開銷我基 本沒有,我的家庭作業(yè)本就是從早點錢中摳出來的,打草稿的紙是撿的紙煙 盒,所以我很少吃早點。學校只要有事或作業(yè)比較多的時候,我中午也很少 回家吃飯,餓著肚子上下午課是經(jīng)常的事。后來老師發(fā)現(xiàn)了,就買飯給我吃。 為了不讓老師發(fā)現(xiàn),以后中午放學后我也背著書包與同學們一起離校,然后 在一個僻靜的地方看書做作業(yè),到下午上學時再到學校去,我現(xiàn)在比較嚴重 的胃病就是那時落下的。一分辛苦一分收獲,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里,我做到 了學習、參加社會活動兩不誤。每次考試,我的各科成績都在前列,同學們都 挺服我,老師們也很信任我。但是,除工作學習之外,我很少與同學們交流和 溝通,過分嚴肅的我讓同學們又敬又畏,低年級班上如有同學不守紀律又不 聽勸說,有的同學就以“袁順桃來了”的話嚇唬他們。前不久,同學們聚會,張能全老師也到了,他說當時在學校,不僅同學們怕我,就是年輕的老師也有點 懼我,包括他在內(nèi)。從張能全老師的話語中不難聽出,那時我是一個多么“不 近人情”的學生。
　　二、 勤工儉學自籌班費?！拔幕蟾锩逼陂g,國家經(jīng)濟基礎薄弱,用于教育的投入極少,學校各種勤雜開支都沒有確定的保障。學校對學生除收書本 費外,另收兩元錢的勤雜費。學校各班打掃衛(wèi)生用的工具開始是班干部從家 帶來的。由于老百姓生活也不富裕,一針一線一塊碎布都有用途,尤其是碎 布片,大多數(shù)母親都會洗干凈后用來糊鞋襯做布鞋用,因此不少的班干部因 為在家偷拿了一塊碎布到學校而被父母責罵,有的還挨了打。為此,我們就 組織同學們利用課余時間到校外撿廢品賣。我們到街上撿廢紙盒,到垃圾堆 里找破銅爛鐵,到鐵路上拾煤渣。也就是說,不管是什么東西,只要能換錢, 哪怕是只能值一分錢,我們也撿回來交給班里集中起來賣給廢品收購站,然 后用這些錢購買班上打掃衛(wèi)生用的工具。剛開始,大家覺得很新鮮,參加的 同學不少,時間一長,大多數(shù)同學就不干了。這樣一來,就苦了學生干部。我   因為是這項活動的發(fā)起人,平時又奉行“做在人前”的信條,在勤工儉學中就 干得特別多。有一點還記憶猶新,我每天上學放學的路上總是低著頭在尋找 路上有沒有可撿的廢品,手上總是拎著一個裝廢品的袋子。到現(xiàn)在,我看到 撿垃圾收廢品的人,從沒有絲毫的厭惡之感,能幫他們的總是搭一把手,這也 可能是我人生中的一種情結(jié)吧。
　　三、舉國深挖防 空洞。在毛主席 “深 挖洞、廣積糧、不稱 霸”指示的號召下,舉 國上下全面開展了挖 防空洞的戰(zhàn)備工程。 從學校機關到企事業(yè) 單位,都在所在地的 地面下挖防空洞,我 們學校也在操場的下 面挖了數(shù)百米長的防 空洞。作為一項政治 活動,此項工程沒有 請專業(yè)施工隊施工, 而是由學校的教職員 工、學生自己動手干。 學校按年級編班分項 作業(yè),有的負責搬運 水泥和沙,有的挖土 方,有的拌混凝土,有的傳遞材料。其中最苦最累的是洞中作業(yè),洞內(nèi)灰多, 不透風不透氣,隨時會出現(xiàn)塌方。一般情況下老師、同學在洞中只干兩個小 時就輪換一次。我總認為自己是學生干部,吃苦應在前,進洞以后最少也是 半天才出來,大多數(shù)時間是一干一天不出洞。在澆灌混凝土的時候,因為要 連續(xù)進行,我除吃飯、上廁所外,硬是在洞里待了兩天一夜,直到把混凝土澆 灌完才出洞。出洞后發(fā)現(xiàn)自己根本就不能行走了,左腳落地鉆心地痛,用水   沖洗后一看,在左腳的腳板上有一個釘子扎在里面,拔出后鮮血直噴,當時在 場的老師和同學們見了,不少流下了眼淚。后來很長時間化膿都不得好,到 現(xiàn)在,我的左腳板心還隱隱約約地能看到一個印記。
　　四、參加野營訓練。“學工、學農(nóng)、學軍”是那一時期學生生活的重要內(nèi) 容。我們 學校的學工活動在3506軍 工廠進 行,學農(nóng) 活動在東西湖農(nóng)場進行,學 軍活動除像解放軍那樣每天出早操走 隊列外,就是組織學生進行徒步野營訓練。“三學”的主旨就是向工人、農(nóng)民、解放軍學習,實施艱苦奮斗的革命傳統(tǒng)教育。“三學”中對學生磨練最大、思想上打下烙印 最深的是野營訓練。我們學校組織的野營訓練是以年級為單位的,由班主 任老師帶隊,目的地是革命老區(qū)紅安、麻城、羅田等地,每批往返時間是一 個月。在我已準備隨我們年級出發(fā)參加野營訓練時,學校領導把我叫去 說,初一有一個班的老師病了,沒人帶隊,為了鍛煉我,校黨支部和工宣隊 商量,讓我代替班主任帶這個班的同學參加野營訓練。雖然當時我也只是 剛過16歲,不知是哪里來的勇氣,我毫不猶豫地就應了下來,義無反顧地 承擔起了任務。我們那批野營訓練的目的地是羅田。行軍中,我把同學按年齡和身體狀況編成互助組、收容組和宣傳組?；ブM里年齡大的、身體 壯的同學與年齡小的、身體弱的同學結(jié)對子,實行一幫一。收容組主要負   責對掉隊、 生病的同學 進行幫助。 宣傳組的任 務則是邊走 邊收集好人 好事,沿途 做宣傳鼓動 工作,同時 組織大家唱 革命歌曲。 唱得最多的 歌有《紅軍 不怕遠征 難》、《團結(jié)就是力量》、《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等。到了駐地,又把同學們分 成三組,一組與當?shù)芈?lián)系好房子,買稻草打地鋪,落實睡的問題；一組買糧、 買菜、挖地灶做飯,解決吃飯的問題；一組站崗放哨負責安全。每當同學們 熟睡后,我都要挨個地查看同學們的腳是否打泡,有泡就用針穿上頭發(fā)絲 挑破穿過,待泡中水流干后,點上碘酒消毒。對喜歡蹬被子的同學則是一 一給他們把被子蓋好壓緊。一個月中,我每天只能睡34個小時。野營 拉練完全按部隊軍事化的要求做,確實很苦也很累,但過得十分充實。這 里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值得一提,那就是我?guī)У倪@個班有一個男同學,平時 說話有點口吃,一路上大家邊行軍邊學他說話,結(jié)果一個月回校后,全班同 學個個說話都結(jié)巴起來,很長時間都糾正不過來,我當然也沒有幸免。

高中階段

　　1970年前后,學校教學逐步進入正軌,武漢教育界中的有識之士疾呼恢 復“文化大革命”前有利于學生發(fā)展的各項教育制度,“跳級”也就提上了議事日程。經(jīng)武漢市、江岸區(qū)教育局研究,我成為“跳級試點生”。當我讀完初 中二年級的課程后,跳過初三,直接進入高中一年級就讀。我成了武漢市“文 化大革命”中的“跳級第一生”。
    “文化大革命”中課外讀物很少,供學生自學的輔導資料基本沒有。學生獲取知識的渠道有二:一是教科書。那時的教科書編得非常粗糙,階級性、革 命性很強,知識性、系統(tǒng)性、科學性根本就談不上。二是老師授課?！拔幕?革命”期間很多老師心有余悸,為了不被揪辮子、打棍子,老師講課大多數(shù)是 照本宣科,沒有幾個人敢發(fā)揮。因此,學生的知識面很窄,學到的知識也很有 限。我由于是跳過初三直接進入高中一年級的,知識鏈一時連接不上來,尤 其是系統(tǒng)性很強的理科科目剛開始根本就跟不上。數(shù)學老師講“勾股定律”,我不知是什么。高中一年級上學年的期中考試,除政治、語文等文科保持高 分外,其他的如物理、化學科目只是及格,而數(shù)學60分都沒有達到。我吃不 下飯,睡不著覺,壓力極大。老師們也擔心著急。為了讓我能跟上,學校組織 理科老師們自編教材,然后運用他們掌握的知識對我進行強化補習。在老師 們的指導下,高中一年級上學年末考試時,我的各科學習成績都上去了,進入 本學年前列。學校就我的學習狀況專題向武漢市、江岸區(qū)教育局報喜,以證 實“跳級實驗”是成功的。我作為學生中的先進分子參加了武漢市教育局組 織的學生巡回報告團,到全市各學校作報告。不少同學視我為他們學習的榜 樣、心中的偶像。
　　高中一年級夏季的一天,我、張漢國、李和森、杜建國四位同學出席了江岸區(qū)教育系統(tǒng)第一次團代會?；匦Ｂ方?jīng)江岸區(qū)車站路時,我們帶回了一個青 年,引發(fā)了一起影響巨大的事件——吳克儉事件。
　　吳克儉,男,15歲左右,長得又矮又小。他不上學,不干正事,常年以偷 竊為生,還經(jīng)常竄到我們學校將初中的學生帶出校外行竊。我們學校初中有 近十名學生長期不到校上課,也不知去向,我們把他帶到學校的目的是要通 過他查找我們學校那幾個學生的下落。那天正好是星期六的下午,學校男女 籃球隊正在與外校進行友誼賽,我們四個同學除杜建國外,其他三人分別是 籃球男女隊的隊長或副隊長,到學校后我們將吳克儉捆綁在教學樓五樓紅衛(wèi) 兵大隊部的椅子上后,就都下樓到操場處理球賽的事情去了。下午五點鐘左 右,球賽結(jié)束,我和其他球隊隊員在清理場子,李和森說上樓去看一看,順便 問一下吳克儉知不知道我們學校那幾個學生的去向。不一會兒,就聽李和森   在樓上喊:“袁順桃,快來,快來,吳克儉不行了?！币宦牭浇泻奥?我馬上停下 手中的活往樓上跑,一看吳克儉口吐白沫,已不省人事。當時學校工宣隊、領 導、老師都不在校,也沒人商量,我只得叫上在場的喬有方同學背上吳克儉, 我們一起往學校附近的武漢市第八醫(yī)院送。途中人們看到我們背了一個人 往醫(yī)院跑,尾隨了數(shù)十人看熱鬧。到第八醫(yī)院后直接進入到急救室搶救,在 醫(yī)生打著打著強行針時,吳克儉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那個時候醫(yī)院不像現(xiàn)在 管理規(guī)范,急救室閑人不能進入,隨我們到醫(yī)院的30余人都擠進了急救室。 醫(yī)生看到出了人命,馬上將急救室的門關上說:“誰也不許走！”關在急救室的人亂成一團。看到這種情況,我主動走上前對醫(yī)生說:“我是武漢市四十一中 紅衛(wèi)兵大隊長,人是我送來的,與他們無關,你們放大家走,我留下。”醫(yī)生聽 我一說,就開門把關在急救室的其他人（包括背吳克儉來的喬有方等同學）都放了,只把我一個人扣在那里了,同時向公安機關報了案。在等待公安機關 和有關部門領導來的時間內(nèi),我向醫(yī)生們介紹了吳克儉其人,聽說吳屬流氓 小偷,對我也就客氣起來了。晚上8點左右,學校工宣隊校領導來了,9點左 右武漢市江岸區(qū)公安部門的人來了,10點左右,武漢市江岸區(qū)教育局的領導 也來了。在聽取了我對事情經(jīng)過的匯報后,我又陪他們到太平間去查看了吳 克儉的遺體,等大家都離開醫(yī)院時已經(jīng)是深夜1點多鐘,我只身一人拖著疲 倦的身體回到家中。隨后,公安部門組織工作專班對吳克儉的死因進行了調(diào) 查,認定吳克儉屬受擊打內(nèi)傷致死。由于參與打人的人員無法確定,加之死 者又是大家痛恨的所謂“社會渣子”,當然其中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國家的法律法規(guī)遭受“文化大革命”的踐踏后還沒有健全起來,此事拖了一年之 久,最后不了了之。死者家屬不服,逐級上告,到了1972年的3月間,公安部 門根據(jù)有關部門的要求和當時對此類事處理辦法,決定動員當事人運用自首 程序,刑事拘留29天了結(jié)此事,給死者家屬一個交待。當時參加動員會的有 學校工宣隊、學校領導,有帶吳克儉回校的我們四個同學,有動手打過吳克儉 的數(shù)名有嫌疑的學生。聽完公安部門的動員,我們四個將吳克儉帶回來的同 學都主動要求承擔責任。記得我當時是這樣說的:“雖然我沒有動手打人,但 人是我?guī)Щ貋淼?我又是同學中的主要學生干部,應該承擔責任,我愿意接受 處理?！焙髞砉膊块T在甄別時,認定我不是直接傷害人,又是一個女同學,不 同意讓我承擔責任。結(jié)果,李和森等四位同學就按自首程序,到五十號拘留   了29天?？吹剿麄儙讉€同學受過,我心中十分難受,主動要求在他們拘留期 間代表學校到五十號探視了他們。隨后,武漢市教育局下發(fā)了處理通知在全 市中學中通過廣播播放。在處理通知中點了我的名:“×年×月×日武漢市 四十一中紅衛(wèi)兵大隊長袁順桃等人……”,此事才算徹底了結(jié)。吳克儉事件 我從沒有向父母說過,他們一無所知,直到我弟弟在學校聽到處分通知中點 了我的名后回家告訴我父母,我父母才知道我們闖了這么大的禍,差點把自 己折騰進班房了。也就是這個處分通知中點過我的名,后來學校發(fā)展我入 黨,在支部大會通過后,江岸區(qū)教育局審核報武漢市教育局批準時被擱下來 了。我十八歲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的夢想也就落空了。
　　20世紀70年代初,遭受“文化大革命”破壞一度癱瘓的黨的基層組織逐 漸恢復,停止多年的黨員發(fā)展工作也全面啟動。1972年2月我在剛滿18歲的 時候就向?qū)W校黨支部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學校黨支部根據(jù)我在學校的一 貫表現(xiàn),把我列入學校黨員的第一個重點發(fā)展對象。為了讓全校黨員、師生 更加了解我,學校在高中二年級的上半年組織了一個工作寫作專班將我進入 初中以來的學習、工作、思想政治品質(zhì)等情況整理了一份典型材料,然后宣傳組又采取圖文并茂的形式出了一組大型墻報張貼在教學樓一樓的墻壁上,整 個墻報足足有10米長,2米寬。高中二年級下學年,學校開始討論我的入黨 問題,主要通過了以下幾個程序:一是支部安排黨員找我談話,聽取我對黨組 織的認識,了解我的家庭和社會關系,當時找我談話的是學校黨支部的青年 委員陳緒仁老師。二是召開黨員小組會確定入黨介紹人,找我談話的陳緒仁 老師和學校黨支部書記周林老師被確定為我的入黨介紹人。三是召開支部 大會討論通過我的入黨問題。因為我是我們學校建立黨支部以來發(fā)展的第 一個學生黨員,學校黨支部對這次支部大會準備得很充分,造勢也很大。參 加評議大會的除學校全體黨員同志外,學校全體老師、全體學生干部都列席 旁聽,評議大會到會人員近百人。在這次大會評議過程中,黨員們對我的全 面發(fā)展情況進行了廣泛而又熱烈的評議,對有些問題也毫不客氣地進行了質(zhì) 疑性的提問,通過這次評議,不僅使我受到教育,得到了幫助,參加會議的黨 員、列席人員也受益匪淺。就是這次評議大會,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 黨組織,怎樣的人才能稱之為共產(chǎn)黨員。最后經(jīng)過3個多小時評議后,全體 黨員一致通過了我的入黨申請。雖然因“吳克儉事件”我在學生時代未能成   為一名中國共產(chǎn)黨的黨員,但成為共產(chǎn)黨員的信念我從未放棄過。
　　讀完兩年高中,我們就畢業(yè)了。當時畢業(yè)的去向有三個:一是身體健康, 家庭及社會關系清白的男同學入伍當兵；二是上山下鄉(xiāng)插隊落戶；三是病殘 特困學生留城。我們學校兩個高中畢業(yè)班有九十余人,男同學參軍的有30 多人,病殘?zhí)乩Я舫堑?0多人（其中有許多屬通過關系打證明留下的）,真正報名下鄉(xiāng)的不足20人。我當時一方面是家庭困難,大弟弟是殘廢,另一方面是每個學校有一個留校當老師的名額,已被批準留校當老師。在動員同學們 報名下鄉(xiāng)時只得保持沉默。報名結(jié)果一出來,兩個班中的學生干部只有兩人 報名下鄉(xiāng),其他的都因各種原因留城,同學們都火了,說什么的都有:有的說 “是老師在包庇學生干部,為學生干部留城出謀劃策”；有的說“學生干部個 個都是假面具,說一套做一套,關鍵時候當逃兵”等等。聽著同學們的責難, 我抬不起頭來。眼見著離開武漢的日子就要到了,報名下鄉(xiāng)的同學情緒還是 很不穩(wěn)定。經(jīng)過反復思考,我決心報名下鄉(xiāng)。我主動找到兩個班中還沒有編 組的兩個同學組成一個組。我的行為使同學和老師們大感意外,因為留我在 校當老師是沒有異議的。父母也十分吃驚,他們知道我留校當老師,高興得 已告知親朋好友,壓根就沒有我要下鄉(xiāng)的思想準備。1973年5月4日,我義 無反顧地隨著我們學校下鄉(xiāng)的同學離開了武漢,到隨縣（現(xiàn)隨州市）環(huán)潭區(qū) （現(xiàn)環(huán)潭鎮(zhèn)）農(nóng)村插隊落戶。由于我走得比較突然,沒有時間準備下鄉(xiāng)所需的用品,走的時候沒有其他同學那樣的大包小包,只隨身帶一些簡單的用品:被 子是舊的,床墊是家里唯一的一床剪了一半帶走了,蚊帳也沒有,衣服更是沒 有添置一件。這里面固然有家庭困難的因素,更多的是父母對我不聽話行為 的一種懲罰。由此,我開始了我的知青生活。（轉(zhuǎn)載《湖北文史》總第九十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