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國民革命軍第五戰(zhàn)區(qū)（以下簡稱五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部調駐湖北樊城。是時，我從廣西桂林五路軍總司令部調任五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部軍紀督察處密查隊隊長。1939年，國民黨當局掀起了反共高潮，李宗仁為適應這個變化，著我兼任了五戰(zhàn)區(qū)長官部調查科長。五戰(zhàn)區(qū)司令部是桂系天下，我是桂系特務組織的成員。不管是屬于國民黨蔣介石嫡系的特務組織，還是桂系的特務，他們雖然各為其主，但在反共反人民、反對革命的目標上是一致的。因此，這兩派特務之間既有聯合，又有斗爭；就是在國民黨蔣介石的嫡系特務“軍統(tǒng)”、“中統(tǒng)”之間，為了向蔣介石爭寵，也同樣存在又聯合、又斗爭的現象。當年鄂北地區(qū)特務組織多如牛毛，特務活動十分頻繁，真可謂特務處處有，特務滿街走。下面僅就我所知道的一些情況作一回顧。
在鄂西北的“軍統(tǒng)”特務組織
“軍統(tǒng)”湖北站江北站 “軍統(tǒng)”特務是屬于軍事委員會調查統(tǒng)計局戴笠派遣的特務。在第五戰(zhàn)區(qū)的有“軍統(tǒng)”湖北站江北站，湖北站的站長朱若愚(湖北沔陽人，為中共叛徒)。當時的湖北站設在恩施，對外稱湖北省政府保安處第四科，設在五戰(zhàn)區(qū)(鄂西北)的叫江北站，站長肖慧佛。這個站設在鄖陽，由當時鄖陽專員劉翔掩護。鄖陽專區(qū)參謀項麗沅、均縣縣長戴超群、竹山縣縣長賀禮華、房縣劉東森、老河口蔣紹亭、棗陽王曉輝、南漳羅金榮、谷城畢德配、隨縣王忠三、襄陽馮子固都充任過所屬各縣的“軍統(tǒng)”組組長。另外，當時“軍統(tǒng)”還在保安四團、九團政訓室安插了“軍統(tǒng)”特務邵修等人。在五戰(zhàn)區(qū)各軍、師，均以軍令部鄭介民的名義，派有大量軍事諜報參謀，如李永銀、楊芳萱等人（都屬江北站領導）。除了有合法身份的“軍統(tǒng)”特務外，還有潛伏的特務組。他們帶有秘密電臺，襄陽的潛伏電臺設在萬山腳下，臺長梁志超(山東人)。這個臺在1939年為當地駐軍在搜查中查出，電臺的特務拿出空軍氣象偵察臺的證明才獲釋?！败娊y(tǒng)”江北站當時注意的目標有兩個，一是李范一先生設在谷城茨河的手紡織訓練所。他們經過精心策劃，會同谷城縣長王志萱和保四團團長李朗星到谷茨河手紡織廠進行了大逮捕，逮捕了這個廠的主任吳顯忠等大批革命進步人士，并把吳顯忠等人解送到恩施“軍統(tǒng)”湖北站。另一個目標是協同保四團李朗星搜捕襄棗宜邊區(qū)余益庵的抗日地下武裝，結果是保四團二營營長肖星如被新四軍擊斃。在鄖陽地區(qū)的“軍統(tǒng)”特務組織，經過肖慧佛的策劃，對當時的鄖陽聯中進行了幾次搜捕，逮捕過不少進步學生和中共地下工作人員。
別動軍第六縱隊 “軍統(tǒng)”在鄂西北的還有一個武裝特務組織，這就是別動軍第六縱隊，隸屬于“軍統(tǒng)”別動軍司令部，該縱隊指揮部設在老河口馬家崗。提到馬家崗，當時老河口人民視為豺狼窩。這群武裝特務和其他特務一樣，主要是用來對付鄂西北共產黨和其他進步人士、破壞革命活動的。但是，這伙人都聲稱他們是潛入到日軍占領區(qū)做策反工作的，并說因為工作需要，他們要化裝成三教九流式的人物來掩護工作。實際上，這些人是貨真價實的漢奸、土匪、青紅幫、偷雞摸狗的竊賊、巫婆神漢，真是集牛鬼蛇神于一堂。他們出門歪戴著帽子、斜著眼，小事不要臉、大事不要命，什么壞事都能干得出來。別人要是問他們是哪一部分的，他們總是大拇指一揚，扮個鬼臉，得意地說：“馬家崗的！”就憑這幾個字，他們在老河口看戲不買票，坐船不花錢。無論公娼私娼、鴉片煙館、旅館、酒菜館、船行、商行，一遇到“馬家崗”的人，都是苦在心里，還得忍氣吞聲地裝出笑臉來“熱情歡迎”。就連當時五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部的特務團、憲兵十七團、光谷警備司令部及其他牌頭小些的特務，對這些“馬家崗的”也是敬瘟神而遠之，不敢惹禍。因此，他們更加肆無忌憚，越來越兇狠，他們可以隨意給人戴上罪名，也沒有人敢干涉。他們在老河口制造的“范友信、紅大衣漢奸案”、“火神廟五洲旅社漢奸案”，不是證據不足，就是毫無證據，或者是因爭風吃醋而栽贓陷害。
所謂“范友信、紅大衣漢奸案”發(fā)生在1941年秋。范友信從小居住在老河口福音堂內，其父范正祥是虔誠的基督敦徒，是福音堂內牧師的專用廚師，其母在福音堂內當雜役。范友信從小就生活在洋人之中，諳熟外語，福音堂內牧師著力地培養(yǎng)他成為一個西醫(yī)。1933年，范友信在老河口市中山公園西北角購得一塊地皮，蓋起了惠民醫(yī)院，成為老河口屈指可數的富翁?；菝襻t(yī)院雖為一家私立醫(yī)院，醫(yī)術較高明的也只有范友信一人。但由于范依靠教會力量，醫(yī)療器械較為完備，藥品也比較齊全，在當時超過了五戰(zhàn)區(qū)的醫(yī)療機構，這就召來了官府之忌。身為五戰(zhàn)區(qū)長官司令的李宗仁喜歡在中山公園的網球場打網球，而每當李宗仁打球時，總有一個衣著入時、年輕漂亮的女子主動給李撿球，此女子叫劉潔人，湖北京山縣人，外號“紅大衣”、“紅姑娘”，其父為湖北鐘祥縣某醫(yī)院的醫(yī)生。劉系范友信家庭教師，她不僅與李關系密切，也與五戰(zhàn)區(qū)長官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張元良、少將副官處長農之政等來往密切。劉潔人的行動引起了“軍統(tǒng)”的注意，就派“軍統(tǒng)”特務徐大中以治療肺病為名，住進惠民醫(yī)院進行偵察。徐偵察了大半年，報告說惠民醫(yī)院防空洞內夜間有收發(fā)報機發(fā)報的聲音。“軍統(tǒng)”又得到臼口區(qū)區(qū)長王啟東報告說：劉潔人的父親和日本人來往密切，劉潔人曾到武漢接受日本人的特務訓練6個月。這樣，“軍統(tǒng)”就認為范友信是漢奸，劉潔人是范的聯絡員。1941年7月，“軍統(tǒng)”組長王曉輝(王守典)帶領特務，在第五戰(zhàn)區(qū)長官司令部憲兵營的配合下，逮捕了范、劉二人，搜查了惠民醫(yī)院。搜查結果只找到400多塊銀元，幾兩鴉片煙土，還從廢銅爛鐵中找到一根兩尺長的銅絲。王曉輝雖然沒找到電臺，但找到了一根銅線，以此認定銅線是收發(fā)報機的天線，就判處范友信死刑，立即執(zhí)行。范臨死時高呼“冤枉”?；菝襻t(yī)院的財產則全部充公，“以資抗戰(zhàn)”。至于劉潔人，則長期被關在馬家崗，后來成了六縱隊指揮官徐志道的姘婦，并懷了孕。徐志道的老婆黎某是當時立法院秘書長梁寒操的妻姑母，黎為吃醋和徐志道大鬧，徐才無可奈何地將劉秘密解送房縣關押。
所謂“五洲旅社漢奸案”發(fā)生在1941年冬至1942年春末，離“范友信漢奸案”相隔不到半年。當五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部遷到老河口后，這個鄂西北小城突然繁榮起來，一時文人學者、富商大賈云集，風流小姐周旋于上層不乏其人。當時出入司令長官部的杜某、譚某、謝某和劉潔人，人們稱為“四大小姐”。謝小姐愛上了五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部特務團高射機槍連連長歐迪梅(歐為廣西省主席黃旭初的親戚)，歐、謝過從甚密，歐也因謝的關系和其他三位小姐有往來。歐有一位同鄉(xiāng)、同學廖秉周，廖本是特務團上尉副官，因專門跑敵后做生意而離了職。廖與五洲旅社老板娘有曖昧關系，因而不是住在五洲旅社，就是住在歐迪梅處，這樣也跟“四大小姐”有往來?！八拇笮〗恪币渤Ｍ辛螐耐獾貛Ц呒壔瘖y品。當時垂涎于“四大小姐”的大有人在，如別動軍六縱隊司令部的少校參謀張合清就屬意謝小姐，因謝已屬意歐迪梅而拒絕了張的要求，張便懷恨在心。恰好在這時，張被派往武漢搞所謂策反活動，在漢期間，他發(fā)現廖秉周在武漢某酒樓與汪偽官員一起喝酒，就偷拍了照片，回老河口向指揮官徐志道作了匯報。這時徐志道已破獲了所謂“范友信、紅大衣漢奸案”，“紅大衣”劉潔人既然與歐迪梅、廖秉周相識，廖又與汪偽官員在一起喝酒，就很容易地制造成一個“漢奸案”。廖秉周成了這個“漢奸案”的主犯，歐迪梅成了連絡員，謝某成了竊取機要情報的女間諜，五洲旅社成了漢奸據點。歐、廖和五洲旅社老板娘以漢奸罪被判死刑，當即遭槍殺，而謝某因“年幼無知”，判刑10年，落入了別動隊之手。一場風流案化作漢奸案而告終。
這個別動軍六縱隊是怎樣成立的呢?原來，1940年秋，“軍統(tǒng)”以軍令部名義派高參徐志道少將到鄂西北協助五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部統(tǒng)一軍事諜報工作，他來時帶了一批特務，成立了諜報督導組。徐志道是江蘇南通人，國民黨老牌特務。當過憲兵團長、處長，抗戰(zhàn)初期曾和周偉龍一起在上海搞過潛伏工作(解放前夕，徐已是保密局局長)。對于這樣的老牌特務，李宗仁心里當然有數，故徐初來五戰(zhàn)區(qū)，李宗仁并不理他。但徐神通廣大，他并不介意李對他的冷落，還向李要求長官部派人充當他的副組長，以便和長官部密切合作；并表示一切聽長官部的指揮。這樣，李宗仁就派了長官部作戰(zhàn)科上校參謀王敬齋(東北人)當徐的副手。徐志道為了在五戰(zhàn)區(qū)站住腳，就以江浙同鄉(xiāng)的名義，經常宴請長官部參謀長徐祖貽、中央銀行行長于在民，福生樊莊主任錢卓、經濟委員會主任許鳳藻和中央日報社特派員范世勤等，企圖在五戰(zhàn)區(qū)組織一個江浙同鄉(xiāng)小集團。徐志道站穩(wěn)腳后，就將五戰(zhàn)區(qū)各軍、各師軍事諜報人員集中在馬家崗進行諜報訓練，開設有爆破、偵察、秘密通信、行動等特務必修課。訓練結束后，將這些人編成便衣隊，分派到各軍、各師及各地。徐從這些人中吸收了一部分人參加“軍統(tǒng)”，又派出一部分“軍統(tǒng)”特務參加便衣隊混入各軍中。這樣，徐一舉兩得，既擴大了“軍統(tǒng)”組織，又滲透到各軍中去了。以徐志道為組長的長官部督導組隸屬于參謀處，在各集團軍設支隊、軍設大隊、師設中隊，另外還在安徽、信陽、隨縣、鐘祥設立直屬大隊。
到1941年，徐志道已形成從上到下由自己掌握的體系，就建立了別動軍第六縱隊。指揮官由徐志道自己擔任，參謀主任張冠三、副官主任華振東。下設有一股(參謀)、股長彭某，二股(行動)、股長李如金等。指揮部設有自己的電臺、禁閉室、特務排。1942年春，“軍統(tǒng)”特務頭子戴笠親臨馬家崗視察，向徐志道布置任務。戴笠出發(fā)時，先到南陽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處，由孫通知李宗仁說戴要到老河口。李宗仁一聽說戴要來老河口，就借故到草店八分校去了，委托參謀長王鴻韶代理接見。戴笠一行到馬家崗時有幾部汽車，車上有電臺和許多衛(wèi)士。他們直達馬家崗，戴就住在徐志道的臥室內。戴到后，徐志道以戴的名義宴請了憲兵團長劉家康、警備司令梁家齊。五戰(zhàn)區(qū)調查室由我作代表。宴會的酒菜及用具都是由戴笠自己帶來的。宴席上，戴笠問到五戰(zhàn)區(qū)防共工作情況，我回答說：“五戰(zhàn)區(qū)對付共產黨的策略是：內線潛伏，外線包圍。”戴聽了連說：“很好?！贝黧业今R家崗時，正好遇上別動軍在整訓，戴笠接見了別動軍所有的干部，并對全體特務講了話，還和他們一起聚了餐。別動軍行動股長李如金借機想露一手，在集訓時講自動爆破課。結果李自己觸動了炸彈引信引起爆炸，當場斃命，還炸死了兩個聽課的特務，炸傷多人，搞得很掃興。戴笠在馬家崗住了4天就走了。
“軍統(tǒng)”別動軍第六縱隊成立起來后，活動很猖狂，到處網羅人馬。他們在二十二集團軍設有一個支隊，支隊長是戴清正(四川人)。在隨縣設有一個大隊，大隊長陳濤(又名陳潤伯，湖北棗陽人)。陳濤是個紅幫大爺，長期住在隨縣萬福店一帶，他有三個小老婆，吃喝嫖賭吹樣樣精?？僧敃r別動軍的開支除發(fā)幾個干部的薪水外，其他全靠別動軍自籌自給。陳濤在隨縣招兵買馬，擴充勢力，開支就靠陳自己勾結漢奸、土匪進行綁票搶劫、販毒走私，或向農民派款抓丁，敲榨勒索。這樣常與隨縣民團發(fā)生沖突，當地人民紛紛告狀，連縣長孫慕風也幾次向李宗仁告狀。終因陳濤曾策反了皇協軍張揚二支隊，使張揚二支隊整編為游擊隊，上面認為陳可將功折罪，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別動軍在二十九集團軍設立了一個支隊，支隊長叫劍秋(四川人)，原是劉湘手下的土特務。他與別動軍鐘祥隊長彭某(“軍統(tǒng)”嫡系特務)意見不合，就派人向日軍憲兵密告了彭某，使日軍殺了彭。徐志道得知情況后，就將劍秋秘密處決了。1943年秋，徐志道調回重慶別動軍總司令部任參謀長，“軍統(tǒng)”調其河南站站長岳獨遠接任六縱隊指揮官，由湖南調來的聶某任副指揮官?？箲?zhàn)勝利后，別動軍六縱隊改編成交警總隊，聶為總隊長，張冠三任副總隊長，調至山東膠東地區(qū)。
“軍統(tǒng)”老河口特檢所 “軍統(tǒng)”老河口特檢所也即老河口郵電檢查所所長王鳳，是由湖北站調來的。這個所于1941年成立，設在老河口普寧街。他們除搞情報活動外，主要是搞郵電檢查，專門扣留抗日的進步書刊、文件，檢查、扣留老河口進步人士來往的信件，破譯電報，檢查、沒收人民群眾郵寄的包裹物品。他們還設有偵訊電臺，劫收各方收發(fā)的電報。他們說老河口有漢奸電臺，可是始終沒有查出這部電臺。有一次，五十九軍軍長劉振三的姨太太從陜西寶雞寄信給劉振三講：白的(銀元)價若干，黑的(鴉片)價若干。特檢所截獲了這封信，又將這封信寄給劉振三。等劉的東西運出后，他們就通知寶雞的特務，扣留了劉振三運去的銀元和鴉片。
“軍統(tǒng)”老河口水陸交通檢查所 “軍統(tǒng)”老河口水陸交通檢查所設在老河口汽車站，所長是李國杰?？箲?zhàn)時期，鄂西北汽車很少，除軍車外，商辦的汽車、馬車和人力車等，經過水陸交通檢查所時都必須接受檢查。他們還在孟樓、白河等處和漢水邊設了檢查哨站。檢查所的這些人都是些無法無天的人，他們可以任意扣留船只、車輛。當時交通困難，外出坐汽車更難，但是“軍統(tǒng)”老河口水陸交通檢查所如果能找到檢查站的特務，就有車可坐，途中還可備受招待。如果誰得罪了特務，車船就開不走，還有可能被扣留。當時錢能通神，跑單幫的人只要向這些特務們塞上一些錢，就可以優(yōu)先，甚至免費乘車。這些特務們生財門道多，天天出入大酒館，天天有人奉承地請他們吃喝。
“軍統(tǒng)”財政部湖北查緝處老河口查緝所 “軍統(tǒng)”財政部湖北輯處查緝處處長一職由“軍統(tǒng)”湖北站站長朱若愚兼任。本來，“軍統(tǒng)”在第五戰(zhàn)區(qū)不能公開設立機構，1941年查緝處成立后，就成了“軍統(tǒng)”地方站(潛伏組除外)掩護所，“軍統(tǒng)”以查緝處的名義進行活動。老河口查緝所所長由江北站站長肖慧佛兼任，“軍統(tǒng)”特務韓學文、蔣紹亭等人都在這個所內任職。當時樊城也設了查緝所，所長由湖北站書記謝經武兼任，總務股長楊芳萱，查緝股長王曉輝，督察李永艮、劉東森。這個所還在張家灣和各縣鎮(zhèn)設立了站哨，建立了緝私隊警武裝。這樣，他們就可以公開進行各種活動，可以以緝私的名義對人民進行逮捕、搜查，樊城鹽務所所長王炳麟因拒絕了特務提取公鹽謀利的要求，特務們就以王炳麟吸食鴉片為名將王抓去坐牢，弄得王傾家蕩產。這個所的特務蔣紹亭、劉東森等都曾以各地商會職員的職業(yè)作掩護，得過一些大商人的好處。因此，他們一般不緝查大商人，不問軍政人員，專緝小商、小販和一般老百姓，他們真正的職責是對付共產黨和進步人士。
“軍統(tǒng)”物資貨運站 該站站長是王守典(湖北棗陽人)。這個站設在樊城江西會館附近當鋪內，在隨縣也設有站。他們除專門運輸查禁物資(木耳、黃連、五倍子、生漆、桐油等)到淪陷區(qū)銷售外，還擔負著秘密運輸特務用品(如通訊器材、武器、炸藥、毒藥)給解放區(qū)、淪陷區(qū)的特務，擔負與各處特務連絡的任務。
“軍統(tǒng)”華中特種站 這個站在1941年冬成立，站長項迺光。此人是中共叛徒，到五戰(zhàn)區(qū)時化名金子瞻。他對外持印有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的名片，受“軍統(tǒng)”特種問題研究室主任張國燾領導。項迺光到五戰(zhàn)區(qū)時帶了參謀張啟榮。張啟榮化名張倩君，他們持有軍事委員會介紹信求見李宗仁。李宗仁在見面時聽他們說明來意后，就拒絕再見面了。項迺光見李并不歡迎，就只得遷到樊城，設特種站于樊城翠豐油坊。張倩君掌握著秘密電報本和對“軍統(tǒng)”局聯系的渠道，實際上張擔負著監(jiān)視項的任務。項迺光設站后，通過我的關系，報請李宗仁批準，釋放了五戰(zhàn)區(qū)調查室在押的中共叛徒鄧一陶、李健華等人，將他們全部吸收到特種站，充當秘書、參謀，建立了特種站的機構。后來，他們又吸收了李某、陳某、王某等人，充任項的副官。特種站逐漸擴大后，他們又在隨縣澴潭設立了一個工作組，由李健華任組長，李又在隨縣和安陸網羅了幾個中共叛徒。后來，項迺光來拉攏我，要委我為華中站副站長，我沒有接受，并把情況報告了李宗仁。項拉我未拉動，又去拉五戰(zhàn)區(qū)調查室情報編審張書武(中共叛徒)，張被項拉了過去。因此，李宗仁十分不滿，下令緝拿張書武。項迺光見在五戰(zhàn)區(qū)引起李宗仁不滿，被迫于1943年將其特種站遷到湯恩伯的防區(qū)安徽界首，調李健華去任副站長，張麟閣接任隨縣組的組長。項為了避免五戰(zhàn)區(qū)桂系的干擾，特種站就以別動軍支隊的名義進行活動(項后任“軍統(tǒng)”湖北站鄂北副組長。)
“軍統(tǒng)”五戰(zhàn)區(qū)軍法執(zhí)行監(jiān)調查室 1943年，國民黨軍委會在各戰(zhàn)區(qū)都建立起長官部調查室，調查室人員由“軍統(tǒng)”派遣?！败娊y(tǒng)”從河南站調周兆祺任五戰(zhàn)區(qū)調查室主任，李宗仁不接受，周只得住在馬家崗候命。周在無法就任的情況下，變調查室為五戰(zhàn)區(qū)軍法執(zhí)行監(jiān)調查室(直屬于軍委會軍法總監(jiān)，配屬五戰(zhàn)區(qū))。這樣五戰(zhàn)區(qū)就有兩個調查室：一個是屬于桂系的，一個是屬于“軍統(tǒng)”的，兩個就避免不了你爭我斗。1944年，李宗仁調漢中行營主任后，桂系調查室就撤銷了，人員遣散了，檔案焚毀了。“軍統(tǒng)”調查室這才名正言順地成為五戰(zhàn)區(qū)調查室。
“軍統(tǒng)”在五戰(zhàn)區(qū)除了以以上這些名目繁多的組織進行活動外，他們還以軍委會政治部調查室的名義，向五戰(zhàn)區(qū)各部隊派有軍委會特訓班、政訓班的學生。這些人散布在長官部和各軍、師政治部，由“軍統(tǒng)”特務李筱華聯絡，他們設有電臺。五戰(zhàn)區(qū)政治部的劉治漢、梁伯樵、林克、劉介中等都屬這個系統(tǒng)的人。破壞五戰(zhàn)區(qū)抗宣三隊、政治總隊、八中隊的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就是這伙人。使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電令五戰(zhàn)區(qū)逮捕白克、彭克明、王寄舟等，也是這伙人策動的。這些人是由五戰(zhàn)區(qū)政治部主任羅德榮、副主任張元良等直接領導的核心特務。此外，“軍統(tǒng)”還派特務以高級參謀的身份到各集團軍，如在二十二集團軍，他們就派了曾任過“軍統(tǒng)”局秘書的楊一民(湖北鐘祥人)，楊的機關就設在當時的胡家班子前面，他直接聯系混入川軍中的復興社“軍統(tǒng)”分子，進行分化、監(jiān)視以及防共等活動(楊后任“軍統(tǒng)”湖北站鄂北組長)。
憲兵司令部警務處特高組
這個特務組織從五戰(zhàn)區(qū)建立時起，就隨著五戰(zhàn)區(qū)長官部活動。1938年冬，五戰(zhàn)區(qū)長官部遷到樊城時，特高組組長謝朝征(湖南華容人)和中央日報社特派員范世勤、張元塵住在一起，并用中央社電臺發(fā)電文，臺長雷可亭(湖南長沙人)聽命于謝朝征指揮。謝還派遣雷云鵬到南漳策動國民黨南漳縣黨部書記陳覺我(“中統(tǒng)”特務)，三青團襄陽分團的任步祺、盧致芳破壞了中共荊(荊門)、當(當陽)、遠(遠安)中心縣委書記曾霞同志(即曾志，中組部原副部長)在南漳創(chuàng)辦的軍民大飯店。這個組織的特務鄧濤(安徽人)混入文化站和老河口的進步組織，建立了情報網，并策動五戰(zhàn)區(qū)調查室逮捕了向保林，破壞了中共地下組織。他們還派遣特務馮季善(又名馮德應，江蘇徐州人)打入湖北聯中，建立了特務外圍組織，向當時的鄖陽專員劉翔提供情報，參與破壞聯中的中共黨組織。他們派劉健(四川人)到谷城茨河專門搜集中共地下組織的活動情報。這個特高組在五戰(zhàn)區(qū)吸收了大量的外圍組織人員，襄陽的“中統(tǒng)”特務關健，就是經謝朝征介紹參加“中統(tǒng)”的。
“中統(tǒng)”在鄂西北的活動
“中統(tǒng)”在五戰(zhàn)區(qū)派有專員孫守番，孫有專用電臺，可直接國民黨中央黨部聯系?！爸薪y(tǒng)”除直接控制各中學的訓育主任外，在各地都派有“中統(tǒng)”特務。當時人稱“黑專員”的張官瑜是負責襄陽地區(qū)“中統(tǒng)”活動的?！爸薪y(tǒng)”還在五戰(zhàn)區(qū)建立了特黨部，直接派遣“中統(tǒng)”特務進行活動。五戰(zhàn)區(qū)特黨部的科長劉邦華、調查室科長王林渡、三青團的葉自成、王兆亞等也是“中統(tǒng)”直接派出的。1939年，徐恩曾派遣特務專員王一民(湖北大悟人)直接領導特務對五戰(zhàn)區(qū)長官部進行活動，楊子福、桂光德等曾直接逮捕過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并將被捕人員私自關押在鄖陽縣黨部后院的禁閉室內進行審訊。他們還開設了《志誠日報》社，在谷城、老河口開設書店，以掩護其特務活動。宜城的“中統(tǒng)”特務楊某逮捕并殺害了王家集的革命人士陳某。
五戰(zhàn)區(qū)的三青團支團部
1938年，五戰(zhàn)區(qū)長官部遷到鄂西北時，已建立了三青團襄陽分團，主任為胡兆和，籌備員任步祺、葉自成(兼任五戰(zhàn)區(qū)政工隊指導員)。任步祺參加了破壞南漳軍民大飯店的活動，葉自成與五戰(zhàn)區(qū)政治總隊八中隊的破壞、七中隊王志超的被捕有直接關系。鄖陽分團主任張笑玄派遣三青團分子到聯中監(jiān)視學生的愛國活動。1940年，五戰(zhàn)區(qū)三青團支團成立后，書記由五戰(zhàn)區(qū)長官部主任馮樹兼任，五戰(zhàn)區(qū)長官部調查室秘書單鳴皋兼任助理，總務組長、組訓組長由調查室科長謝汝范、黃保崇兼任。三青團在各縣都建立了三青團分團，以調查室的張耀之、吳秉恒、羅伯謙及潘大明（中共叛徒）任書記。調查室派到各縣的特務大多住各分團，來往信電都由各分團轉交。調查室在各地的特務活動三青團都積極配合。不是調查室特務任書記的分團，那就是由“軍統(tǒng)”或“中統(tǒng)”的特務來任書記。如鄖陽吳某是“軍統(tǒng)”的，谷城張某，南漳吳某、胡某，襄陽雷某，棗陽周某，隨縣葉自成，均縣張耀之、鄧縣丁淑恒等都是特務，他們也利用三青團在各學校、各鄉(xiāng)鎮(zhèn)的組織進行特務活動。“中統(tǒng)”還設有專區(qū)黨務專員，開書店(建國書店)、辦《志誠日報》等掩護活動。
除了“軍統(tǒng)”、“中統(tǒng)”、憲特、三青團等全國性的特務組織在五戰(zhàn)區(qū)活動外，還有許多名目繁多的特務組織。如五戰(zhàn)區(qū)長官部調查室。這個調查室成立于1939年6月，主任韋永成，副主任張元良，秘書馮樹，總務科長謝汝范，情報科長李翠璩，調查科長龐郁生。這個調查室以桂系特務為核心，受李宗仁指揮，曾在草店、老河口祖師庵先后辦過特務訓練班，訓練了一百多名特務。在湖北鄖陽、均縣、光化、谷城、南漳、襄陽、宜城及河南的唐河等地建立了特務工作組，從事特務活動。不僅五戰(zhàn)區(qū)的特務在活動，六戰(zhàn)區(qū)的特務也跑到五戰(zhàn)區(qū)來活動。當時六戰(zhàn)區(qū)黨政工作總隊總隊長劉培初(曾任“軍統(tǒng)”湖北站站長)就派了大量特務到南漳、遠安一帶公開進行反共活動。湯恩伯也不甘落后，成立了一個伏牛山工作團，曾到均縣、光化、南陽一帶進行反共的特務活動。鄖陽還有一個鄖陽專區(qū)動員會也在進行特務活動。這個所謂的動員委員會是由鄖陽專員劉翔領導的，他利用鄉(xiāng)村干部訓練班來培訓特務，組織起遍于竹山、竹溪、鄖西、鄖陽、房縣、均縣的情報網，搜集共產黨的活動情況，并配合“中統(tǒng)”、“軍統(tǒng)”進行特務活動，逮捕抗日革命人士。
除了以上的特務組織和特務活動外，當時五戰(zhàn)區(qū)長官部還建立了特種匯報制度，參加的人員有參謀長王鴻韶、政治部主任韋永成、鄂北行署主任徐會之、長官部調查室主任馮樹、五戰(zhàn)區(qū)特黨部書記尹治、警備司令梁家齊、憲兵司令部十七團團長劉家康等。每周定期開會，會上傳達蔣介石的反共命令，制訂反共的計劃部署，分配供反共開支的大量特支經費。每周一次特種匯報會是貨真價實的反共會，蔣介石并撥有?？钭鳛榛顒淤M。（轉載《湖北文史》第八十四輯，本文作者龐盛文，時任第五戰(zhàn)區(qū)長官部調查科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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