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舊社會簡任文官到新中國政協委員（四）

2014-09-15 21:46:41  

字體大小：【大 中 小】

    1949年初，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支持副總統李宗仁與中共和談，逼迫蔣介石下野。他在武昌的湖北省參議會里開會，號召湖北各界以民意立場通電請蔣介石引退。通電由副議長艾毓英宣讀，我也舉手投了贊成一票。此后，我還邀請在武漢的北師大同學，電賀和談代表我們的校長李云亭(蒸)博士馬到成功。當時國民黨的黨政人員，莫不希望李代總統能挽回局勢，但在蔣介石的幕后把持下，和談終成泡影，戰(zhàn)事漸漸迫近武漢外圍。國民黨湖北省政府驚惶失措，省主席張篤倫擬了一個不切實際的應變計劃。白祟禧為了擴充桂系勢力，決定把控制在第九補給區(qū)司令朱鼎卿手里的軍用物資奪到自己手里，遂以迫使張篤倫辭職、將湖北省政府主席職務給朱鼎卿作為交換條件。

    朱鼎卿接受國民黨湖北省政府主席任命后，依靠他的堂兄朱懷冰，把張篤倫的應變計劃改為《湖北省八項施政要點》。在朱懷冰的策劃下，決定：第一，內定省政府主席辦公廳的主要人員，以備萬不得巳時輕裝簡從，做好流亡的打算；第二，設立鄂西、鄂北、鄂南三個省政府行署，并以鄂西行署為主，派朱懷冰以省府委員身份兼鄂西行署主任，準備走抗戰(zhàn)時期的老路。5月初，武漢臨接近解放，工人學生護廠護校運動蜂起，大街上扭起了歡慶武漢即將解放的秧歌。我連日來接到中共地下黨員的宣傳品和信件，要我“堅守崗位，保護檔案，將功折罪”，而國民黨湖北高干會也轉達國民黨中央電令，要我先到桂林，然后經廣州到臺灣，但不準帶家眷。當時我已繼田介堂為教育廳主任秘書，公私交困，走既不愿，留又不能，在徘徊無計中，只得走第三條路，即隨省府到鄂西，靜觀時變，再定行止。

    1949年5月11日，白崇禧的華中“剿總”已倉猝由漢口遷到武昌長春觀。斯時，湖北元老孔庚同耿伯釗前去為白祟禧送行。耿是前去窺測白的行動方向的，而孔則昏瞶糊涂地問白“幾時回來”。朱鼎卿在白去后才敢假道長沙跑到鄂西。我同王介庵在滿街腰鼓聲中，從武昌平湖門登上美國贈送的201登陸艇，帶著省府指定西遷人員及眷屬和一連衛(wèi)兵，并拖帶了一駁子炮彈沿江西上巴東，然后再從巴東去恩施。到沙市時，武漢已解放兩三天了，上岸即看到報紙上登載的新華社電訊“湖北省政府殘匪已向鄂西逃竄”字樣。船上眷屬因系倉惶出走，很多不能舉火。王介庵乃急電恩施向朱鼎卿請示，當即回電派我向沙市四區(qū)專署籌借4000元大洋救急。當時沙市經過宋希濂部的搜刮后，幾家銀行已是羅掘俱窮了。四區(qū)專員龔襄平陪我向幾家銀行進行交涉，始勉強湊足1000元。

    5月18日，登陸艇靠了巴東，我和王介庵分別住在湖北省銀行辦事處及合作社。在那里，我們共商去重慶南岸教書事。夜里，忽接朱懷冰幾次電話，要我們速去恩施，說朱鼎卿馬上從重慶來，要恢復省府建制。到了恩施以后，省府隨來的老干部不多，我們只得把省政府的破攤子在鄂西行署的基礎上建立起來。此時我哥哥王延烈以省參議會秘書長身份代理省參議會議長（何成濬）自香港回到恩施。他的到來，使省參議會得以恢復。

    國民黨湖北省政府西遷到恩施以后，金元券幾乎成了廢紙，員工的待遇改發(fā)銀元，但為數極少，我每月也只領到40元(原底薪十分之—)。省教育廳除要為鄂西、鄂北、鄂南等未解放地區(qū)學校支付經費外，西遷時帶來的一、二臨中，及其他自動西來編成新省立一中的學生也全部系公費待遇，極難支應。廳長王介庵托故請假到重慶去了，我循例以主任秘書代理廳長職務一個多月，始經廣州閻錫山的行政院派朱英培以省府委員兼代廳長，因教育部不同意致未真除，我則被調為省政府設計委員。正慶得所，但朱懷冰深知朱英培聲望不符，要朱鼎卿收回成命強留我協助朱英培。“亂世功名不值錢”，我也只圖得過且過，茍延殘喘而已。

    9月中旬，朱鼎卿改組了湖北軍管區(qū)及保安司令部，成立了湖北省綏靖總司令部并自兼司令，由李朝君任參謀長。武漢解放以后，華中“剿總”副總司令兼川鄂邊區(qū)綏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率領國民黨第十四、二十兩個兵團，占領了湖北大部分尚未解放的地區(qū)，并設立了若干個綏靖分區(qū)，將轄區(qū)內的民政、糧政、財政、地方及行政人員的任免權統統抓在手里，國民黨湖北省政府所派的縣長幾乎不能過問，因此宋與朱鼎卿的關系十分惡化。朱鼎卿為了不與宋希濂接觸，乃將他的司令部設在利川，省政府實際上由朱懷冰代為主持。為了把宋希濂的勢力排除在鄂西之外，朱鼎卿授意朱懷冰召集我和王勝泌、汪民楨、張家駒等幾個人草擬計劃，準備在恩施、利川交界處的銅鼓包構筑駐點工事。此時宋希濂的第二軍陳克非部已陸續(xù)經過恩施向湘西開拔，而宋本人及司令部亦已移駐恩施。朱懷冰要改善宋、朱兩人的關系，乃授意宋部和省府兩方的高級干部賀覺非、歐陽正宅、楊松如、葉凝碧、汪民楨、劉焌和我?guī)讉€人組織聯誼會，在宋、朱兩部之間起了調和作用。宋的母親逝世，朱鼎卿還曾前往代為主祭。

    10月中旬，鄂西情況漸緊，但朱鼎卿并未死心，跑到重慶向參謀總長顧祝同要求成立第三兵團，祝給了他兩個軍（暫八軍、暫九軍）的番號，并預發(fā)了兩個月的維持費（共大洋20萬元）。第三兵團成立后，湖北省綏靖公署取銷。為了充實第三兵團實力，朱鼎卿便把他的軍政干部學校的學生及新成立的第一中學學生中的一部分，選編了一個教導團，派朱英培為團長。編余的一千余學生，則令我率領向四川萬縣龍駒壩集中，途中被利川汪家營鄉(xiāng)長牟鴻圖勾結四川土匪把我和學生搶劫一空，并殺死女生一人。

    11月以后，朱鼎卿認為省府機構已無存在的必要，乃縮小編制為省主席辦公廳，分為六組，派我為第六組組長。我未到職，實際上已無公可辦，也無處辦公。我的哥哥王延烈也帶著一大群省參議員和幾個湖北籍的立法委員如張文和等，隨朱鼎卿逃到了萬縣。

    到了萬縣以后，朱鼎卿的三兵團司令部駐在城外沙河子，部下還有3萬余人。何去何從，他舉棋不定。民政廳長彭曠高揣測朱鼎卿的意圖，要我找我的哥哥王延烈，邀集省參議員及湖北籍的立法委員要求朱鼎卿起義。朱同意起義，但又說還有些具體問題待明日答復。豈知次日凌晨省參議員們到沙河子時，朱的司令部已人去樓空了。省參議員們大罵朱鼎卿不講信用。朱鼎卿帶了幾箱現洋和幾箱卡賓槍擬從梁山逃走，不料在那里遇見了解放軍。此后，朱即在梁山起義。湖北省未隨朱再逃的人員，幾乎全部變成了行商和攤販。我一家6口因資財散盡，只得靠在萬縣的湖北同鄉(xiāng)幫助，在街頭販賣紙煙。我的哥哥王延烈曾在武漢參加和平解放運動及發(fā)動朱鼎卿起義均未成功，他此時對我嘆息說：“萬料不到我們今天竟成了人民的罪人?！?BR>
    萬縣解放后的第三天，共產黨的政工人員進了城。那時幾乎每天都有人到我家里來查詢我的情況。一天我正在賣煙時，我的朋友朱國棟找到了我。我在任國民黨宜昌縣黨部書記長時，朱任國民黨當陽縣黨部書記長。這個時候見到老朋友，我感到分外親切。朱國棟告訴我，說他是共產黨西南辦事處的干部，現奉命到萬縣接收。他向我交待了黨的政策，指示了出路，還要我寫了一份《坦白書》，并代我送到萬縣軍事管制委員會公安處去了。此后我們還見過多次面，朱要我協助他動員留在萬縣的湖北省參議員、中央立法委員等主動交待問題。萬縣軍事管制委員會的軍代表李滿潮要我召集從湖北帶來的一千余學生，成立一個湖北臨時中學，派我同前湖北利川師范校長李家誨及前湖北省一中校長何欽明為校務委員，在萬縣沙河子前金陵中學舊址編級上課。我所在萬縣水井溝的居民段，并派我擔任高級學習組組長。1950年歲末，湖北臨中復員交給湖北沙市市后，又派我擔任萬縣新民中學高中的班主任，直到1951年3月18日，萬縣公安局派居民段高段長通知我到局談話，這才結束了我臨時教書的生涯。

    在萬縣公安局中，我只在我原來《坦白書》中的交待上補充了一些零星問題。當時國家正在開展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湖北省公安機關要萬縣押送我們回原籍交待歷史問題。臨行時，萬縣公安局趙股長對我說：“解放時你的態(tài)度很好，我們已向湖北省介紹過你的情況。希望你回去后好好改造，爭取立功?！彼麘B(tài)度十分誠懇，我從中看到了希望。

    1951年4月初，我們幾個人由萬縣經利川到恩施，因為要沿途查詢解放時我們經過這些地方的問題，便不得不在利川、恩施公安局有些耽擱。我們到達位于武漢的湖北省公安局看守所時，已是1951年的“五一”節(jié)后了。那時政府公布了“判處死刑，緩期執(zhí)行；勞動改造，以觀后效”16個字的寬大政策，解救了一大批歷史反革命罪犯。

    湖北省公安局看守所及監(jiān)獄的管理人員，大都是工農出身的南下干部。他們的文化水平雖然有限，但政策理論水平都比較高，工作中以理服人，且態(tài)度和靄可親，很令我們這些被改造者感動。記得省一監(jiān)監(jiān)獄長陳國良一次集合全監(jiān)犯人講話時說：“我們要改造的是你們的思想，而不是要消滅你們的肉體。我們要把監(jiān)獄辦成學校！我們和你們現在是敵人，將來會變成朋友，甚至能變?yōu)橥啡?”他的訓詞，消除了大家的抵觸、悲觀情緒。

    看守所是拘留問題尚未做結論罪犯的地方。當時還在鎮(zhèn)壓反革命的高潮中，先后進來的大多是我往日認識和熟識的朋友。但在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以前，看守所嚴禁我們接近交談，只有在每日早晚“放風”時，彼此才都知道平安。但我們都害怕自己還有交待未清的問題被人揭發(fā)出來后得到從嚴處理，因此這里面的人都常常自動地反省。我在省公安廳的三個月當中，也補充了不少的枝節(jié)問題。不久，我被調到省第一監(jiān)獄等候判決。

    1951年7月，我被判決了。罪名是“領導反革命學生組織，作反革命宣傳鼓吹”。所說“領導反革命學生組織”是指我組織領導過“湖北省學生聯合會”；“作反革命宣傳鼓吹”是指我擔任過國民黨黨報《武漢日報》和《華中日報》的社論委員，并在《武漢日報》上發(fā)表了一篇《論內戰(zhàn)》的強調“安內攘外”的反動專論。這兩項罪名我認為是實事求是的。判決書還說我解放后逃匿四川、拒不交待，從而加重處罰，判了我15年徒刑。在我被判決的第二天，一監(jiān)涂干事將判決書連同兩本書一道交給了我，兩本書分別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涂干事并對我說：“你現在的改造任務，主要是看書，要認真地讀，要寫心得筆記呈核?！睘榱苏疹櫸业纳眢w，放我到巷子里做清潔——這是一項政治待遇。不久又把我調到監(jiān)獄內鈕扣廠做貝殼扣子，這是我出生40年來，第一次參加的有益勞動。

    我被投入一監(jiān)獄改造以后，除在“按體施勞”的緊張勞動以外，大部分時間則是在思考自己的問題，做心得筆記。晚間集體學習時，如實交待自己思想。這個艱苦的過程，逐漸由帶強迫性的階段，提高到自覺的階段。于是對家庭的懷念，對前途的預料等問題，都從學習和生產勞動中，逐漸找出了答案。1956年以后，勞改人員的待遇有了提高：每月可得到少許的零用錢；隨著節(jié)令的變更，監(jiān)獄還按時發(fā)給衣被鞋襪等日用必需品；超額完成生產任務的還有超額獎金；高空作業(yè)和高溫作業(yè)的還隔日發(fā)給一次保健費等。

    省一監(jiān)為了加速對刑事犯罪分子的改造，決定對他們進行掃盲教育。這項任務，一監(jiān)交由我擔任。我不但要每天教給這些人國際羅馬字拼音，且還要自編課本（由陳國良監(jiān)獄長審核）供犯人學習。記得我編的課本當中有一課課文是“蔥韭大蒜，雞魚鴨肉；一日三餐，營養(yǎng)充足!”監(jiān)獄長說我還有資產階級享樂思想，這一課要不得，要改過來。除此以外，幾期學習班都是按照我編的課本上課的。幾年后我回到一監(jiān)寫材料的時候，知道那些以前的文盲勞改人員，通過在獄中掃盲后，大多都能動手寫墻報稿了。

    這期間，省一監(jiān)獄大力開展了文娛活動，將投入一監(jiān)勞改的戲劇演員組織起來每周演出，引得許多機關干部前來觀看。每到星期六的晚上，監(jiān)獄的每個角落里都喜氣洋洋。

    為了樹立積極靠攏政府的典型，省一監(jiān)于1957年成立了積極分子委員會，我就是其中一個。在武漢長江大橋鐵路橋鋪軌時，監(jiān)獄專門組織我們前往參觀，聽取工程人員介紹修橋的緣起與鉆探架柱的艱難經過。這使我聯想起國民黨湖北省政府建設廳長石瑛在其任內，曾籌集巨款擬建此橋，后以人去政息、資金被挪用迄未底成的事來。新舊對比，我們深感新中國的偉大。

    為了加速對犯人的改造，省一監(jiān)規(guī)定，凡已經作了結論的犯人，每月可定期與家人見面一次。見面前必須理發(fā)、更衣，不準“囚首垢面”，管理干部要向犯人家屬介紹犯人改造情況，要求家屬協作做犯人的改造工作。此舉使犯人家屬放下心來，同時也使犯人更加靠攏政府。

    1952年以后，我在省一監(jiān)的改造任務，較一般的人為重。既要完成生產任務，還要經常接受外調干部的查詢。有時上夜班后連白天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于是我病了，下血不止。監(jiān)獄長點名要我“保外就醫(yī)”，而那時我在武漢沒有家，只得留在監(jiān)獄衛(wèi)生所治療。其間，管教干部取消了我的夜班，減輕了我的生產定額，并為我配了一幅老光鏡。但我不為病因，每一個查詢問題到來，我必加深回憶，實事求是地向查詢干部提供查詢線索，使他們滿意而去。

    1957年，湖北省公安廳為了摸清湖北舊黨團組織和社會階層的情況，調我和原國民黨湖北省參議會副議長艾毓英、原國民黨湖北省政府田糧處長劉鳴皋、原國民黨內政部河南省調查統計處處長胡濤、原國民黨武漢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劉莊如，以及原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執(zhí)行委員梁上賢等6個人，集中到省公安廳執(zhí)行處，分門別類地寫有關材料。除我們以外，還有原國民黨軍統局設計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張炎福及原國民黨第三兵團中將兵團司令張淦及其部下李本一（軍長）等。我們6個人，半年時間共寫了4大本材料。省公安廳對我們的表現十分滿意，同年我得到了減刑的獎勵。
（轉載《湖北文史》第八十三輯，本文作者王延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