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鄂西北的革命經(jīng)歷

2014-09-15 21:4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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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農(nóng)革命軍鄂北總隊的建立與發(fā)展

    在張聯(lián)升隨著蔣介石叛變后，面對屠刀當當響、人頭滾滾落地的反革命白色恐怖，鄂西北較早響起了向反動勢力還擊的槍聲。這是鄂西北革命斗爭史上的光榮。

    開展武裝斗爭，是當時黨組織的中心工作，也是革命人民的強烈要求。1927年5月，棗陽縣委程克繩就認識到這一點，他們派人到武漢找省委、省農(nóng)協(xié)，聯(lián)系購買槍支。經(jīng)省委軍事部活動，幫助買了漢陽造的二八盒子一打。從武漢啟運，走旱路，到隨縣，聽說張聯(lián)升叛變，程克繩命令趕緊把槍運回，立即著手訓練武裝人員。到6月底，就開始打土豪，打團防局，開展了公開的武裝斗爭。共產(chǎn)黨領導的群眾武裝，敢于直接和反動勢力進行斗爭，這在革命斗爭史上揭開了新篇章。

    當然，開始的武裝斗爭規(guī)模并不大，只有十幾條槍，零打碎敲，但通過打民團、打土豪劣紳，收繳槍械，逐漸擴大了武裝力量。到1927年底，已有200多條步槍，20多支盒子，很像個樣子了。就在這時，成立了工農(nóng)革命軍鄂北總隊。

    工農(nóng)革命軍鄂北總隊總隊長程克繩，黨代表余世頌，我擔任政治部主任，總隊黨支書張明漢(那時還不知道支部要建在連上)?？傟犗略O三個大隊：一大隊長張履中，二大隊長和三大隊長是省委派來的軍事干部，二大隊長是四川的老周(可能叫周峙山)，三大隊長是山西的老王。王承祜是游擊隊長，不在三個大隊之內。此外，隨縣有一個20多支槍的大隊，大隊長是李子賓。以后，襄陽黃龍土當發(fā)展了一些武裝。1930年后，宜城也發(fā)展了一些武裝。

    工農(nóng)革命軍鄂北總隊部設在棗陽西部的翟家古城。這個莊子有一千多戶人家，總隊兩三百人住在里面，不顯眼。莊上有個翟正印，又名翟子綬，是我二師附小同學，在1926年初入黨，他在本村是個族長，把姓翟的中貧農(nóng)全部組織起來了，他擔任農(nóng)民梭鏢隊負責人，以后在斗爭中犧牲。

    鄂北武裝的建立和發(fā)展，程克繩起了很大作用。他是棗陽西鄉(xiāng)程家大灣人，家庭是富農(nóng)成份，早年赴法勤工儉學，在法國入黨。他從法國經(jīng)過蘇聯(lián)回國，深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1923年他在棗陽西鄉(xiāng)，單槍匹馬地領導群眾開展反苛捐雜稅的斗爭，受到當?shù)貜V大人民的擁戴。1925年，各縣搞自治選舉，選舉湖北省參議會議員，他和徐化龍被群眾選為省參議員。他跟陳獨秀、李立三、周恩來、劉少奇等都很熟。

    他回到棗陽，雖未和襄陽特支聯(lián)系，但與武漢地委有聯(lián)系。他擔任棗陽縣委書記，獨立地領導群眾斗爭，發(fā)展黨組織。1926年暑假，二師、十中的學生和武漢的學生回到棗陽，把棗陽的黨組織充實起來，當時棗陽的黨組織在鄂西北來說，真正成為首屈一指的、名副其實的黨組織。那時，我看程克繩年紀大概40歲左右，但頭已謝頂，眼睛很近視，顯得老氣橫秋?？上?，這樣一位好同志，卻死于王明“左傾”路線下(死的前一天，他還和當時鐘祥縣委書記謝威在一起談過話)。

    附帶說一下，襄陽死于王明路線迫害的，還有棗陽的王承祜，死時是賀龍警衛(wèi)師師長；棗陽第一任縣委宣傳部長王恩平，死時是洪湖蘇區(qū)的財政部長；棗陽的高澤普；房縣的李明銓。他們都是1932年被當作改組派殺害的。

    工農(nóng)革命軍鄂北總隊成立后，軍隊究竟怎么干，還不清楚。只曉得班、排、連、營舊的編制，但舊的軍隊有什么缺點，也不清楚。想穿軍裝但沒有，只有布衫、青布襖，象“大布衫隊”。只知道部隊要吃飯，也不知道籌餉，好在老百姓開初也樂于供給我們飯吃。也沒聽說什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沒有被子蓋，就向老百姓借，有時睡在紅薯窯里。但是，我們打土豪、打民團、反軍閥搞得熱火朝天。我在政治部三、四個月時間，就處決土豪劣紳100多個，每次捉到土豪劣紳，就開大會宣布罪狀，處以死刑，因當時子彈缺乏，一般都用刀矛戳死。這時，群眾的斗爭情緒高漲，凡農(nóng)會會員、共青團、少先隊、兒童團，人人備有刀矛。一開大會，群眾的紅纓槍一片紅海，革命歌聲沖入云霄。大部分土豪劣紳嚇跑了，有的跑到棗陽縣城，有的跑到赤區(qū)以外的小集鎮(zhèn)。

    1928年3月底，活躍在棗陽東南和東北鄉(xiāng)的游擊隊長王承祜，帶領幾個隊員在興隆集探聽到一個重要情報：一輛嶄新的汽車，上面坐有敵偽軍官和一些商人，正停在興隆集作短暫逗留。王承祜等人乘機趕到興隆以西五六里的紅花鋪。等汽車開來，他們舉起手槍，命令司機停車接受檢查，并虛張聲勢，高聲喊道：“機槍瞄準!”敵軍衛(wèi)士不明真相，沒作任何反抗，老老實實下車聽從檢查。王和隊員們就擁上汽車搜查槍支和文件。槍支沒搜到，卻發(fā)現(xiàn)了兩個與眾不同的人，帶有電報密碼本子。經(jīng)過盤問，一個矮矮胖胖的承認自己是鄭州裕豐紗廠的經(jīng)理，叫田維琴；另一個高高瘦瘦的，說自己是西北軍岳維俊部的政治部主任，叫史壁如。他們把史、田留下，向其他人宣傳我們是工農(nóng)革命軍，對私人錢財不侵犯。然后叫汽車司機把車開到翟家古城西南邊村莊的丘陵地帶。

    問題就交給了我這個政治部主任來處理。我叫人買了魚、肉、酒來招待他們。他們戰(zhàn)戰(zhàn)兢兢，我叫他們不要怕，并向史宣傳：岳不是蔣的嫡系部隊，是我們的友軍，住幾天，保證安全。談話中，我們弄清史壁如是奉岳維俊的命令，與全國各地軍閥進行聯(lián)絡工作。每到一處，就要向人家要一些文件資料和電報密碼，從廣州到漢口，搞了很多密碼。這次是回老河口向岳維俊匯報工作。

    我叫他們跟岳維俊寫信，援助我們一些槍支彈藥服裝，可以派代表到指定的地點商談。當時岳的部隊住在光化，信去后，岳很快派代表來了。談判在蔡陽鋪進行，我未去，派了一個干部參加。談判時，我們漫天要價，他們就地還錢。 我們的代表要1000條槍，每條槍配50發(fā)子彈，2000套服裝，他們的代表不能作主。以后，岳答應給300條槍、500套軍裝。當時，我們的代表只想到的是槍，考慮不到統(tǒng)一戰(zhàn)線，沒有答應。由于軍事情況緊急，在轉移中把史、田二人在隨北殺了。這是很失策的作法。如果我們答應了，不僅可以得到一些軍需物資，而且可以跟岳搞軍事協(xié)定，共同反蔣。以后，這部汽車也被燒了。

    當時，我們的主要敵人是團總高仲宣。他是棗陽一霸，掌握武裝，反共最堅決，與我們是死對頭。1928年3月，我們曾組織武裝農(nóng)民一萬多人，配合工農(nóng)革命軍，從四面八方圍攻熊集，聲勢浩大。圍了好幾天，敵人堅守城墻。結果沒有攻開，敵人還把我們一個連長打傷了，因當時醫(yī)療條件差，不幸犧牲。撤退時，我們把高仲宣的老巢——高家莊的柴垛全部燒光。高仲宣為了對我們進行報復，組織棗南所有的民團，并請來由土匪收編的樊鐘秀建國軍作為主力。高仲宣坐在轎子上指揮民團，樊鐘秀派了兩個團，浩浩蕩蕩，殺向翟家古城，時間在1928年3、4月。我們只有200多條槍，30支盒子迎戰(zhàn)。敵我力量，十分懸殊。怎么辦?

    我們號召一萬多農(nóng)民，他們手拿梭鏢、長矛、大刀，鼓足了斗爭勇氣，藏在部隊后面。我們編了兩個大隊武裝，一個大隊長姓周，另一個大隊長姓王，都是黃埔四期學生。周隊長足智多謀，英勇善戰(zhàn)。敵人依仗人多勢眾，一個連一個連地往前沖，在墳包后面等著的周隊長，瞄準一個連長似的敵軍官，一槍打掉了他的帽子，這連長魂飛魄散，立即抱頭鼠竄。他一跑，跟上來的敵人掉頭就撤。周大隊長見此情形，站起來命令部隊沖鋒。藏在后面的農(nóng)民也一擁而上，滿山遍野、喊聲雷動地追殺敵人。當時正是豌豆、大麥快成熟的時候，慌亂的敵人好多都被豌豆絞絆倒在地，農(nóng)民們沖上就一刀一矛一個，就這樣，我們一直追到棗陽城邊，敵人死傷不計其數(shù)，最后逃進城里，緊閉城門。這一仗，我們獲槍四、五百支，子彈難以數(shù)計。高仲宣的民團被戳死不少，高仲宣棄轎落荒而逃。這是一場很大的勝仗。

    鄂北革命軍總隊遭到慘重失敗，是在1928年5月。由于反動派的4月失敗，他們重新調整兵力，高仲宣糾集了隨、棗反動武裝，加上住棗的建國軍，分幾路瘋狂地向我根據(jù)地翟家古城、蔡陽鋪掃蕩。鄂北總隊抵擋不住，便退到襄陽黃龍土當。反動派進占翟家古城，不分男女老幼，見人就殺，甚至連牛、驢子也不放過，很多樹木也被砍掉。敵人為報功，把人頭用車運到棗陽縣城，城墻上掛了一圈，城門口掛了幾層。在這種情況下，程克繩命令余部隱蔽，武裝斗爭陷于低落。

    棗陽軍事斗爭的失敗，一方面是“左”的路線影響，不知道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游擊方針，只知道硬拼。另一方面，是程克繩的家鄉(xiāng)觀念嚴重，好像離開棗陽西鄉(xiāng)，就不能革命似的，既不知道在革命形勢好的情況下向外發(fā)展，也不知道在不利情況下，將武裝拖到山區(qū)建立根據(jù)地。插槍，固然是游擊戰(zhàn)的辦法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辦法。程克繩把槍一插，棗陽縣委就要造**，縣委批評程克繩是富農(nóng)思想，光經(jīng)營本鄉(xiāng)本土。當然，這個批評也不夠準確，只能說在策略、方法上有些問題。

    那時，群眾對程克繩有些神秘的傳說。程克繩個頭大，眼睛高度近視，行走要戴眼鏡，加上謝頂禿頭。群眾說他一戴上眼鏡，就能驅逐黑暗，他光頭、個頭大，是個有福的像。他當總隊長日夜操勞，的確辛苦得很，但他不放手讓別人工作，脾氣又特別壞，動不動訓人罵人，加之他不愛學習，不讀書不看報，光憑自己腦袋想到哪干到哪。因此，下級干部對他意見很大，特委對他不滿意。

    1928年9月，特委停止了他的總隊長職務，派崔達泉來接任。崔是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yè)生，在軍事上比程克繩高明一點，參加過北伐戰(zhàn)爭、南昌起義，曾在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當過營長。崔當總隊長時，馬游是黨代表。這時，大隊長張履中、周峙山、王××都已離開棗陽。崔達泉年輕、英勇、敢打仗，會打仗，可惜不到半年就犧牲了。

    黨代表馬游，是個書呆子，打不了仗，帶不了兵，見崔犧牲，害怕就跑了。這是1929年3月的事。此時，工農(nóng)革命軍鄂北總隊等于自行解散。1930年上半年，楊秀廉等人又把軍隊搞起來，將隨、棗、宜、襄及豫南的幾支隊伍匯合，成立了紅九軍二十六師，正式舉起紅軍大旗。

攻打谷城縣城

    工農(nóng)革命軍鄂北總隊失敗后，5月，我被派往谷城當縣委書記。高如松告訴我黨員情況，我就住在盛家土康黃宗鎰的家里。黃宗鎰，共產(chǎn)黨員，他家十分窮苦，共5口人，生活來源主要依靠其父。當時谷城黨員不多，盛土康附近有一個支部，其中有兩個著名人物，一個姓帥，人稱帥七爺、七閻王；一個姓黃，人稱黃八爺、八千歲。這兩個同志敢于對地主豪紳進行斗爭，在群眾中威信高，能調動很多人，在谷城暴動中起了很大作用。傅灣有一個支部，支部書記是傅伯驥。倒巖溝有一個較大的支部，支部書記李曉葛，黨員有五、六個，其中有李曉葛的哥哥李陶庵，侄兒李四桂。此外，黃家崗有黨員方近思、廟灘有姜步瀛、太平店有徐子彬、縣城有張從善等。這些黨員我都找過，在一起開過會，商量谷城斗爭問題。我在盛土康，同學、熟人較多，白天簡直不敢出門，一出門就呆不住，所以，開會等活動都在夜晚進行。

     那時的情況是，谷城住著西北軍岳維俊的一個師，一、二千人。他們軍費無著，就向地方勒索，一時苛捐雜稅多如牛毛，什么軍鞋稅、供飯稅、地畝稅、漁金稅、保丁稅、門牌稅。而鄉(xiāng)、保丁們又稅上加稅，層層貪污，加上兵多匪多，兵匪一家，弄得老百姓苦不堪言，怨聲載道。

    為了和反動勢力對抗，群眾組織很多會抗稅防匪。會也是五花八門，有紅槍會、綠槍會、扇子會、白帶子會、硬肚會、大刀會，活動形式很多，內容大同小異，差不多都是燒香、吞朱砂符，設佛堂、供佛像，有佛長、堂長、教師爺。這些人，有的練過一些氣功，把朱砂吞進肚里，肚子就鼓脹，加上一種迷信起作用；有的經(jīng)得起薄刀利刃砍刺，不致?lián)p傷，即或有死傷，原因歸結為對神佛不誠心。當時，黃宗鎰是盛家土康的堂長，孫孝承是老師，他們都有一定的權威和號召力。他們借此既可以聯(lián)系群眾，同時可以發(fā)展組織。不僅農(nóng)民參加擁護這些會，就是中小地主也參加擁護這些會。劉克明(地主)就是依靠地主、富農(nóng)勢力，在谷城西鄉(xiāng)的紅槍會、大刀會中有廣泛的群眾基礎。

    我們通過上層人物，同劉克明聯(lián)系，達成協(xié)議，確定時間，攻打谷城縣城。劉也樂意同我們合作。另外，姜步瀛在廟灘也搞起來了，并從廟灘發(fā)展到茨河。又通過黨，把谷城的組織和光化的組織結合起來。左覺龍在傅家寨、袁書堂在袁沖也搞起來了。我們在行動之前通知光化配合。

    當時沒有很多計劃，只是利用農(nóng)民的勇敢一轟而起。于是，谷城西鄉(xiāng)、西北鄉(xiāng)、東鄉(xiāng)、南鄉(xiāng)，集合了兩萬多農(nóng)民，手拿長矛大刀，身穿五顏六色，鋪天蓋地，吆喝連天地殺進谷城縣城，趕走了駐軍、縣太爺，砸開了監(jiān)獄，燒毀了公文、田契，真是大快人心。

    這次斗爭的教訓是，沒有團結一部分力量，扎寨為王，即建立根據(jù)地，而是一轟而起，一轟而散。我在這次指揮中身份也被暴露，反動勢力追捕得緊。在谷城呆不住了，廖化平傳話出來，叫我去光化當中心縣委書記。這次暴動后，李曉葛、黃宗鎰逃到沙市，帥七爺、黃老八被反動派捉去殺害。

    1931年，賀龍帶領部隊占領均縣武當山后，在游擊隊的影響下，李陶庵又在倒巖溝組織了一部分群眾，搞了一次薤山暴動，奪得了一些槍支，打擊了土豪劣紳，并打進了石花街?？墒?，群龍無首，沒有縣委、區(qū)委領導，黨員又不集中，最后也失敗。

五縣起義總指揮袁書堂

    1930年4月，省委派聶洪鈞重建鄂北特委，將武裝斗爭作為最高斗爭形式。
    當時立三路線要求，只要有黨員的地方，就要搞暴動、罷工、罷課。均縣、光化、谷城、襄陽、棗陽五縣在鄂北來說，有黨員基礎，群眾有斗爭經(jīng)驗。特別重要的是，各縣都掌握了一些武裝。所以，特委決定，首先在五縣舉行起義，通過起義，各縣創(chuàng)建自己的根據(jù)地。

    五縣之中，光化是活動中心。因為鄂北特委設在光化，特委負責人多在袁書堂家中住宿，故袁書堂家有“紅色大飯店”之稱；袁書堂聯(lián)絡一些土匪武裝，共搞了500多支槍，武裝力量較為強大。當時光化的土匪陳漢三、陳行儉是兄弟倆，我們對他們分別作了一些爭取工作。陳漢三是通過杜仲安打進去當了他的文書，爭取過來的。陳行儉是通過袁書堂的姐姐袁友松的工作，爭取過來的。當時陳行儉有一個最喜愛的小老婆住在袁沖，因此，陳經(jīng)常來往袁沖。陳的小老婆不僅漂亮，也還懂事。袁友松作通這個小老婆的工作，在爭取陳行儉方面發(fā)揮了作用。又通過他們，把河南鄧縣的土匪胡人燕、張恒金爭取過來。

    但是，這次起義未能實現(xiàn)。原因是，被封為五縣起義的總指揮袁書堂和鄂北特委軍委書記張履中，在敵人一次告密中，不幸同時被害。緊接著，鄂北特委組織部長傅良駒叛變，給鄂北各級黨組織帶來大破壞，使五縣起義流產(chǎn)。

    下面，介紹一下袁書堂：
    袁書堂這個人，是很有特點的。袁是封建地主家庭出身，有200多畝土地。父親和大哥都是清朝秀才，可謂書香門弟。他大哥袁理堂，還有個弟弟袁碧堂。有兩個姐姐，一個是宋煒的媽媽，一個是左企云的媽媽。袁在辛亥革命前，接受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20幾歲就對封建制度、封建習俗持反對態(tài)度。他不信鬼，更不信神。他把家中的灶王爺、司命奶奶統(tǒng)統(tǒng)撕掉，這在當時是大逆不道、不容易做到的。他支持婦女放腳，他的很多外甥女沒有一個纏腳的。他還提倡婚姻自由，反對包辦。他對大侄女袁溥之(陳郁的愛人)的包辦婚姻很反對，本來袁溥之自幼由父母作主，說給老河口南門外的一個很像樣的姓危的地主，而且是留日學生。袁書堂硬是支持袁溥之跟危誥生毀了約。另外，外甥女宋煒跟李自修，袁也主張毀約。李自修家里是大地主，有幾條槍，但不愿拿出來支持革命。宋煒就跟李自修毀約，到蘇聯(lián)去了。李自修因而受刺激，在鹿門中學加入了共青團，后來參加革命英勇犧牲了。

    袁書堂的三侄女袁震之(吳晗愛人)，外甥左覺農(nóng)，外甥女左企云、宋煒，都是在袁書堂的影響下參加革命的。他家里不滿意他的一些“越軌”行動，使他憤然出走，毅然到武昌當了警察。書香人家子弟當警察可是不得了，因為那時警察的地位很卑微，社會上稱謂“警察狗子”。他卻公然干這玩藝，他父親惱火得很，聲明和他脫離父子關系。他看到社會越來越陰暗，轉而相信實業(yè)救國，于是集合有愛國思想的人開織布廠，招收不少人到織布廠當工人。

    袁書堂喜歡看報，對時事感興趣，因而進步很快。如王云五出的《東方雜志》和楊顯江出的《學生雜志》，還有進步書刊，他大量買來閱讀。他很喜歡武裝，襄陽東鄉(xiāng)的朱道清在漢陽警察局當局長，和他有朋友關系。1924年至1925年間，他就去當朱的秘書兼科長。1926年北伐軍打進武漢，他參加共產(chǎn)黨。當時，陳獨秀是不允許共產(chǎn)黨人參加掌握政權軍權的，否則就被開除黨藉，認為這樣會成為政客、軍閥?？墒顷惇毿闾卦S袁書堂去當了湘鄂兩省咽喉的蒲圻縣縣長，以捍衛(wèi)武漢的革命。當武漢情況惡化，黨又調他到武昌縣當縣長。“七一五”事變前，黨看到國共要分裂，鄂東一帶群眾領袖大多被關在黃陂縣監(jiān)獄里。黨通過統(tǒng)戰(zhàn)關系，又派他到黃陂縣當縣長，營救這些群眾領袖。

    他和湖北省委、鄂東特委商量了一個里應外合的辦法。他派人開了城門，外面的人一擁而進，砸開了監(jiān)獄，營救了同志，而且開倉濟貧，大鬧了一場。他自己化裝回到漢口，省委決定他回光化農(nóng)村，繼續(xù)開展斗爭。他回來后，就同光化縣委接上了頭，從此，他家就成了革命者來往的中心。

    我當光化中心縣委書記時，就曾經(jīng)住在他的家里。他跟我談到，革命成功后，要把現(xiàn)在的崗地改成水田，興堰塘，修溝渠，辦學校，修道路，改變貧窮落后面貌。他認為，革命還是要靠武裝斗爭才能成功，于是積極組織武裝暴動。但由于他的一個叔伯哥哥袁國纘向爛菜溝里的反動民團頭子李世鐸告了密，1930年5月4日夜，袁書堂被打死在他的客廳里。同時犧牲的還有當時鄂北特委軍委書記張履中、光化北鄉(xiāng)區(qū)委書記薛一宇及薛的侄兒等4人。

    袁書堂的犧牲，對鄂北、豫南的武裝斗爭是個嚴重打擊。袁書堂的妻子王穆，為革命散發(fā)傳單，被反動派捉去，1927年在武漢被殺害。

我從事出版工作和開辦新知書店

    抗戰(zhàn)初期，全國許多地方抗日救亡運動搞得轟轟烈烈，而鄂西北冷冷清清。我那時剛從監(jiān)獄出來，具體出獄的時間是1937年10月10日。我的出獄，是經(jīng)董老同國民黨的行轅主任成浚交涉，加上平津滬搞的一些名流簽名，才得以出獄。出獄時，我患風濕性心臟病，武漢一些高明醫(yī)生看后，判了我的死刑，要我等死。感謝楊立生老先生，他研究了我的政治思想狀況，詢問我在獄中的艱苦生活，然后給我拿脈治病，我喝了他開的十幾付藥，病情迅速好轉。

    我那時很忙，白天，許多青年來找我，要我?guī)椭治鲂蝿?，指明前途，介紹出路。我把他們介紹到省委和長江局在紅安七里坪辦的訓練班，介紹到陶鑄在應城湯池主辦的合作訓練班，介紹到延安和部隊宣傳隊。晚上，則披著被子，在床上寫稿子。我寫了《宣傳、組織、武裝》小冊子，總結了十年內戰(zhàn)期間宣傳、組織、武裝斗爭的經(jīng)驗，這是分化國民黨中下層干部、挖國民黨墻腳的書。

    出獄后，我請求省委，讓我搞點出版工作。當時，延安辦了《解放周刊》，出版發(fā)行到廣大地區(qū)?？墒牵灰蛴?shù)少，二因輸出來國民黨沒收，所以一般人很難見到。為了讓各階層人士了解我黨情況和政策，我建議長江局把周刊交給我們翻印發(fā)行。建議得到長江局的同意，答應按期把周刊紙型交給我們。我向一個叫安光蔭的青年借了五百元錢，開始每期只翻印一萬冊，不夠，又加印到每期三萬冊，還是不夠，最后加印到十萬冊。由于贈送長江局、八路軍辦事處數(shù)量大，成本收不回來，搞著搞著，帳本上只剩下一元錢的資本。怎么辦?只有想辦法出小冊子，那時小冊子泛濫，但質量不高，因此銷路不好。我們出的小冊子注意了內容、質量，因此銷路很好。1937年12月到次年2月底，共出15種小冊子，其中有光未然的《街頭劇創(chuàng)作集》，我的《宣傳、組織、武裝》，《解放周刊》、《新華日報》的通訊等。出版后，效果很好，轉虧為盈。當時，我們住在民生路匯業(yè)里的三層樓上，國民黨找不到我們的機關，但明令查禁我的小冊子，并揚言要逮捕我們這些人。

    因為出現(xiàn)這種情況，加上楊立生先生回襄樊后，一再寫信催我回襄樊把病治好。從參加斗爭來說，我也想回襄陽，把這里的抗日烈火點燃起來。我長期從事學生運動，完成這項任務比較有信心。此前，省委派劉瑞芳去襄陽，因他對襄陽情況不熟，很快被別動隊逮捕了。洪深劇團、拓荒劇團在襄陽、老河口演了幾場戲就走了，都未能打破沉悶局面。我想回襄陽去。恰好這時左覺農(nóng)從延安回來，到長江局報到，他跟我商量，打算和我一同回襄陽，我那時沒有黨的關系，準備回去搞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他搞黨的恢復工作。

    經(jīng)長江局、湖北省委同意，1938年2月，我們一同回到襄陽。我們一行3男3女，難民不像難民，搬家不像搬家，很引人注目。別動隊、復興社想在一晚上把我們全逮捕起來。我那時政治警惕性比較高一點，就住在易啟庸家里。他家在古樓北，開鞋鋪，招牌是“易鑫祥”。左覺農(nóng)、張光蘭、姚垂琨、曾霞初住在劉石珊家里。

    夜晚，別動隊以查戶口為名，把左覺農(nóng)抓跑了。我住在易啟庸的樓上。晚上向他了解了復興社、縣黨部、CC等很多情況，其中知道劉石珊跟左覺農(nóng)雖是親戚關系，但劉與別動隊來往密切。左覺農(nóng)被抓跑后，第二天一早，我就找到劉石珊，開口就說：“解鈴還需系鈴人?！边@一說，劉曉得我的厲害，連忙答應去看看。我說：“不是去看看，而是硬要你的面子去解決問題。”當時別動隊住在農(nóng)林試驗場，即現(xiàn)在的地區(qū)財貿學校。劉去后，個把鐘頭，左就回來了。為了今后的安全，經(jīng)過反復籌措，我將左介紹給李朗星的弟弟李朗齋。這是個特殊關系。李朗齋在襄陽高小當校長，早先參加過黨，大革命失敗后脫黨，但也沒有參加復興社，沒有干壞事。我在小北門租了兩間房子，后又搬到紅花園柳明都家里，柳是保安四團的副團長，是李朗星的副手，但柳與黨的關系較好，住在他家里比較保險。我托易啟庸找到新知書店的房子，他很快找到了。易啟庸為鄂北黨的事業(yè)作了不少貢獻。盡管他家里窮，開小茶館，可是同志們找他，他都招待，幾十年如一日，掩護了不少同志。

    立足下來后，我向左覺農(nóng)建議，為了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僅有襄陽一個點還不夠，必須聯(lián)絡更多的人把鄂北發(fā)動起來。這樣，我們決定召開一個20多人的會議，地點在襄陽縣東津灣街上我侄兒李兆祥家。會開了一整夜，左讓我作了一個報告，主要講形勢和任務。然后讓大家討論。記得參加會議的，谷城有黃自萍、張繼新，棗陽施孝文(南關人，以后被日本飛機炸死)，襄陽的張明漢，光化的杜仲安等。會后，各縣紛紛成立了抗敵后援會。

    開辦新知書店——新知書店本為王益、徐雪寒創(chuàng)辦。他們從上海到香港，又從香港回到武漢，都未能賺到錢。這次在襄陽辦分店，還是我們辦揚子江出版社賺的四千元錢(一半交給長江局辦中國出版社)作經(jīng)費。為了有公開身份便于活動，我擔任了新知書店襄陽分店經(jīng)理，以后實際主持工作的是曾霞初。這次，我總結了地下環(huán)境與公開工作的經(jīng)驗，決心把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旗幟高高舉起，以對付反對派的搗亂。我把這作為一個法寶，不管跟什么人談，我都能談得堂而皇之。我回來的第二天，趙思炎的弟弟趙圣清就跟我接上頭，他是我們隱藏在復興社的內線，當了復興社鄂北支社的青年部長。他把復興社、CC方面的情況講得很具體，劉冰溪是頭頭，劉叔遠是搖羽毛扇子的，莊吉甫是聾子耳朵，鄧哈哧跟劉叔遠當擋箭牌、打沖鋒等等。我利用地下工作經(jīng)驗，叫趙搞個接頭地點，有什么問題寫成簡單的報告，特別是有關敵人對付我們的情況，送到指定的地點，我派人去取。

    不久，我得知復興社硬要把我們的新知書店毀滅掉。果不其然，書店還沒有開門就有人來檢查，拿了很多書走了。針對這種情況，我決定在新知書店開張的時候，來一個大張旗鼓地慶祝。事先，我動員光化、谷城、棗陽的縣太爺寫恭賀對聯(lián)，叫王之錚發(fā)動學生到時候多放鞭炮。開張那天，書店門口高高樹起兩桿“青天白日滿地紅”大旗，開著我從武漢帶回的收音機，加上鞭炮齊鳴，跟過佳節(jié)一樣，一派喜慶氣氛。同時借題大宴賓客，玩了一個闊氣。沒有錢，我拿出了一點稿費，并找到天一樓的老板王道幫，他是大革命時期青年聯(lián)合會的負責人之一。我說，五塊錢一桌，辦四桌，你貼些錢，辦豐盛點。他答應了。于是，給國民黨的黨政軍頭目和紳商界頭面人物，一一下了請?zhí)⒈?、劉叔遠、鄧慶伯請而未到。陳冰陽、莊輯甫，縣黨部的一些委員，別動隊的隊長肖之楚、政治部負責人都請到了。在酒席桌上，我大講特講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講得他們點頭稱是。我說：“今天新知書店開張，我們書店人員少，而且年紀輕，我這個經(jīng)理有時在這里，有時也可能不在這里，歡迎諸位經(jīng)常來書店檢查指導，如發(fā)現(xiàn)書籍、報刊、雜志有漢奸言論的，請即沒收；如果沒有，還請保護。在此之前，別動隊拿去的一批書，還需檢查后送回?！闭f罷，別動隊隊長站起來，擁護我的發(fā)言，說一定要聯(lián)合抗戰(zhàn)，不能搞分裂，今后對新知書店一定要盡力保護。

    我當時酒量大，舉杯祝酒，勸他們多喝幾杯，喝得他們歡歡喜喜地離開新知書店。這樣一來，拿走了的書很快送回，以后他們也不敢輕易公開搗亂了。新知書店，不僅是襄陽，也是鄂西北、豫西南的一個書店。因此，開張以來，來這里買書的人特別多。這里，不僅賣書，也是黨通訊聯(lián)絡的地方。散落在各地的黨員同志們聽說我們回來了，紛紛來找，我就把他們介紹給左覺農(nóng)和其他同志，使鄂西北黨組織逐步得到恢復和發(fā)展。

    我們的書店設在單家祠堂前，有三間房子，除了門面用房外，還安排有廚房、接頭談話的房子。店員主要有兩個，一是易啟庸的弟弟易啟全，此人以后當了特務；一是張學適，河南新野人，解放后改名張?zhí)K，曾在天津市當科委主任。書店收入開支要日清月結，賺錢要上交，但是，不少人找我們接頭聯(lián)系，要幫助解決路費、食宿。為了解決這筆開支，我向宋煒媽媽借了30元錢，買了一部破石印機，請了一個叫余林的房縣人當工人，辦起昭明印刷所。主要印軍隊符號、信紙、信封之類，這是一個很賺錢的買賣，襄陽縣的黃德良曾在印刷所管過帳。

    我們的新知書店辦的時間不長，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侵占武漢后，日本飛機經(jīng)常來襄樊狂轟濫炸，許多店鋪紛紛轉移，曾霞初也就把書店轉移到了均縣。我沒有去。聽說國民黨特務經(jīng)常去搗亂，以至最后將書店封閉。

重建黨組織

    重建黨組織工作，主要是左覺農(nóng)在做，但因為我們工作上有過一些商量與合作，所以我也了解這方面一些情況。

    先說辦棉業(yè)改進所合作社訓練班，這是董老跟湖北省建設廳廳長石瑛商定的。有個李維章，湖南人，政治上是中間人士，跟我們一起辦。我跟左覺農(nóng)商量，如果公開招生，復興社、CC分子就可能摻進來，而我們的目標是，在各縣招收比較有愛國思想、政治上比較單純的青年。我們召開襄陽地區(qū)各縣進步人士，利用社會關系，請他們動員青年來學習，條件如上述，人數(shù)一百多一點，跟陶鑄、李范一在應城辦的湯池訓練班一樣。這樣，各縣陸續(xù)送來一百多人參加考試，考語文、數(shù)學、政治，題目由我們出。訓練班辦了3個月，開展了對國民黨縣黨部、別動隊的斗爭。

    縣黨部聽說辦訓練班，要派10個軍事教官進來，說抗戰(zhàn)要軍事第一，必須有軍事教官在里面教軍事。真的讓他們進來，那就很麻煩。左覺農(nóng)問我怎么辦?我說，不能拒絕，他們來，我們就歡迎。我們把100名學生組織起來，到縣黨部迎接軍事教官。這樣一來，他們反而不敢來了，怕我們把他們搞得下不了臺。訓練班結束后，學員分到襄陽、鄖陽兩個地區(qū)的各縣當指導員，或當會計，利用合法地位做群眾工作，發(fā)動群眾開展抗日救亡斗爭，同時注意發(fā)展黨員。不少黨員就是在這里培養(yǎng)出來的，如劉志遠、王全國、張光蘭就是在這里入的黨，幾乎百分之七八十的學員都成了共產(chǎn)黨員。

    此外，我們以五中為基地，吸收了一批黨員，訓練了一批干部。這里被摧殘得太厲害了，散留的黨員雖不多，但要抓緊做他們的工作。開始恢復黨籍的是光化的杜仲安，再就是孫家驤、謝坤、趙岐周，第三批恢復了余益庵。這時鄂北還出現(xiàn)了自發(fā)產(chǎn)生的黨，以陳任遠為首，委托原先在五中讀書、涂三爺?shù)膬鹤訉ｉT來襄陽接頭。他接上頭后，左覺農(nóng)了解到這個組織不是什么野心家搗鬼，而是真正相信共產(chǎn)主義，就承認了他們。這樣一來，黨組織就擴大了。

    雖然黨組織得到恢復和發(fā)展，但黨的領導機構尚未恢復和建立。直到1938年6月，省委派安天縱來襄陽當襄陽中心縣委書記。因為星星點點的，這里幾個黨員，那里幾個黨員，左覺農(nóng)到光化去了一趟，在那里發(fā)展了馮和謙、朱理剛、張振祺等幾個黨員，并建立黨支部。

    那時長江局、湖北省委，為了培養(yǎng)一批干部作黨的領導工作，向襄陽要人。劉志遠、左企云就是這時候被派去武漢受教育的。劉志遠結業(yè)回來，在襄陽中心縣委當組織部長，不久又調到棗北當縣委書記，棗南縣委書記是余益庵，這時，黨在襄陽扎根。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這時長江局給湖北省委派來了一批又一批干部，其中很多是平津滬流亡的學生，也有的是湯池和七里坪訓練班的學生。他們中的一大部分，又由省委輸送到鄂北，這時的鄂北襄陽，成了宋朝以后又一次人文薈萃之地。經(jīng)過上層和李宗仁建立統(tǒng)戰(zhàn)關系，建立了文化工作委員會，負責人是錢俊瑞，集中了一大批進步人士。

    武漢失守后，五戰(zhàn)區(qū)司令部由麻城轉移到襄樊，狼狽不堪，到處丟槍、丟物、丟人。錢俊瑞一來，就找我談抗戰(zhàn)和抗日救國的活動，我建議在文化工作委員會下面組建文化站、文化工作宣傳隊。我負責動員了大批愛國青年，從雙溝、仙人渡到老河口，沿漢水大集鎮(zhèn)和交通要道，建立起文化站。文化工作委員會對各縣也派了工作隊，連竹溪、竹山都派人去了。并接管《襄陽日報》，改名為《鄂北日報》，由胡繩主編。由于報紙辦的好，訂閱的人多，起到了很大的宣傳鼓動作用。各地文化站發(fā)報紙，搞展覽，開展了不少工作。

    但這種局面到1939年2月發(fā)生了變化。因為蔣介石在洛陽開了各戰(zhàn)區(qū)長官會議，蔣壓迫李宗仁解散文化工作委員會，指責文化工作委員會是一批共產(chǎn)黨人在活動，要把這些人驅逐出境，該逮捕的要逮捕起來。李宗仁經(jīng)不住蔣介石的壓力，回到老河口，公開告訴錢俊瑞：“對不起，蔣委員長不準我們建立這個組織?！本桶彦X立即禮送出境。錢到了重慶，其他的人也逐漸離開了。從這以后，蔣介石的大批軍統(tǒng)特務打進五戰(zhàn)區(qū)，把《鄂北日報》收走了，改為《陣中日報》，搞掉了我們的宣傳工具，還逮捕了我們的一些同志。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把一些同志輸送到邊區(qū)。那時，邊區(qū)剛剛建設，僅有個新四軍辦事處。1939年，李先念才從延安下來，武裝人員不多，他把信陽縣大隊的武裝同應城許子威、徐休祥、蔡松云的武裝結合起來，把許金彪在京漢鐵路的一些閑散干部組織起來，加上鄂東的五大隊、六大隊，將原先的挺進支隊改為挺進縱隊，又把挺進縱隊改為新四軍第五師。

    另外，我們還建立了交通點，一個是孫家驤那地方，一個是朱明達那地方。
    1941年初，谷城縣委書記張書武被捕叛變。6月，國民黨三青團科長單鳴皋，以鄧一陶和張書武的名義，寫了一份中共462人“脫黨”宣言，登在《陣中日報》上。這個東西，使我們邊區(qū)很長時間很多問題弄不清楚，壞透了。此時，鄂北黨組織基本停頓。
只有個別黨員堅持斗爭，比如杜仲安，他以后得病死了，真是為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奮斗了一生。當然，也有個別的黨組織，像茨河的紡織訓練班(當時叫鄂西北紡織訓練所)，還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皖南事變后，重要的人都被關進了國民黨監(jiān)獄，一般的人都被帶到盛家土康。最后只剩下吳顯忠、肖良愷、奚望高。

營救左覺農(nóng)

    1938年8月，經(jīng)董老與省建設廳長石瑛的聯(lián)系，左覺農(nóng)以八區(qū)合作社特派員的合法身份，派往鄖陽進行抗日救亡活動，隨同前往的還有左的愛人張光蘭。

    這次左覺農(nóng)去鄖陽，還有一個特殊的任務，是與國民黨爭奪鄂西北山區(qū)的控制權。抗戰(zhàn)爆發(fā)后，蔣介石為了把鄂西北山區(qū)控制起來，即派湖北復興社的鼻祖、《掃蕩報》的創(chuàng)始人、反共急先鋒劉翔到鄖陽當湖北第八專區(qū)專員。這搶先一著，很厲害，加上劉到任后，的確為蔣介石很賣力。他把鄖陽地區(qū)中小學校長(后來逐步擴大到教師)和區(qū)、保、甲長集中起來，輪番進行反共防共訓練，包括如何搞空室清野，來對付共產(chǎn)黨。這個空室清野，1946年中原突圍時，一縱王樹聲部突圍到八區(qū)，就吃了虧，盡管當時劉翔已不在鄖陽，早就到青年遠征軍去了，但他種下的禍根仍起到了作用。

    聽說左覺農(nóng)要與這樣一個奸險的敵人打交道，我確實很擔心。左的情況我很清楚，社交場面不善辭令，顯得缺乏魄力。好在我與他是同學，可以無話不談，我對左說：“你到鄖陽后，見了國民黨那些官們，一定要挺起胸膛，擺起官架子，決不能當‘狗子秋’(襄陽土語，意即不出眾、低人一等模樣)?！睘榱怂_展工作順利，我還為他搞了一張“護身符”。我有一個朋友田任持，大治人，1925年是黨員，大革命失敗后脫黨，此人在武昌民主路小學、大治中學教過書，為人正派，在鄂南有聲望。田與大冶縣特務頭子劉培初交情甚厚，而劉培初與劉翔、劉奉先同為《掃蕩報》的創(chuàng)辦人、湖北復興社的發(fā)起人。我找到田任持，要求他轉托劉培初給劉翔寫封親筆信，通過這條線把左覺農(nóng)介紹給劉翔。田、劉很快答應了，信寫好后，由我轉給了左覺農(nóng)。信的大意是：現(xiàn)在國家處在危急存亡之秋，大敵當前，應當共赴國難，一致抗日，不要計較兩黨過去的芥蒂。

    左覺農(nóng)到鄖陽后，將劉培初的信交給了劉翔，劉將左安置在專署里面。以后，他們之間很少見面。同年11月，左覺農(nóng)召集各縣合作社主任開會。本來，這次會議完全可以公開進行，而且左覺農(nóng)還可以親自去請劉翔到會進行“指導”，以減少猜疑，增加工作的合法性。但是，左覺農(nóng)不知道這樣干，而把一次公開的會議秘密進行。這樣，給了劉翔以口實，說左覺農(nóng)秘密組織暴動，企圖推翻現(xiàn)政權，將左覺農(nóng)、張光蘭和參加會議的合作社主任扣押起來。

    我聽說這一消息，一方面趕緊派安光陰向董老匯報情況，請示營救方法；一方面在下面積極進行營救活動。我找過孟憲章，請他利用自己的影響找劉翔。我也找了李朗星、傅良駒，托他們無論如何要幫忙。這兩個壞蟲也沒有推辭，只是說：“劉翔這個人不好說話，恐怕不會買我們的帳?！边@一點，我也是清楚的，對他們倆，我并不抱多大希望，只是希望這兩個壞蟲不再在劉翔面前對左覺農(nóng)“火上加油?！笔潞?，李朗星還跑到襄城米花街我的住處，向我講述找劉翔的情況。我還找過在五戰(zhàn)區(qū)文化工作委員會工作的錢俊瑞，請他要求五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李宗仁，對劉翔施加壓力。聽說李宗仁為此給劉翔發(fā)過電報。最后，經(jīng)過董老、周恩來作國民黨上層的工作，《新華日報》發(fā)表聲明，在強大的壓力下，劉翔先將張光蘭釋放，緊接著，左覺農(nóng)和幾個縣的合作社主任也被一一釋放。

    這次事件，給了我們一個啟示：干革命，要注意適應當時的形勢，恰當運用公開或秘密的斗爭方式。（轉載《湖北文史》第七十六輯，本文作者李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