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張篤倫（張篤倫字伯常）共事，是1948年4月至1949年2月他擔任湖北省政府主席、邀我任省政府設計委員會委員的那段很短時間。那個所謂“設計委員會”，名義上是省政府的高級決策機構，實際上只有一塊空招牌。當時列名其間的，除我以外，還有辜達岸、李伯剛等人，我們這些人都只掛名而已，從不到會上班，連薪金也是由省府會計處按月派人分送到家。委員會從來沒有正式開過會，有時大家偶爾湊到了一起，也只是閑談一陣而散，所以這段短時間的共事，也就沒有什么實際工作可言。不過，我承張篤倫客禮相待，另眼相看。他或邀我參加他主持的某些會議，或不時有所咨詢，或邀至其私宅促膝談心，因而與他卻有較多的接觸，對他有較多的了解。?
張篤倫性格爽朗，談鋒甚健。有時直到深夜，還高談不倦。所談內容，除閑話鄉(xiāng)誼、世誼外，有時也縱論上下古今，旁及某些政海見聞和他的某些政見。其間使我感受最深、經(jīng)久難忘的，是他對于桑梓地方與故鄉(xiāng)人民的真誠熱愛，和他對于當時湖北和平運動的熱情支持。他曾多次談到，湖北是他的父母之邦，武漢更是培育他成長的地方，但自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大革命遭到失敗以后，他就離開湖北，奔走四方，一直沒有為桑梓效力的機會，殊覺有負故鄉(xiāng)土地對他的哺育和故鄉(xiāng)父老對他的期望。
言下不勝唏噓。在談到這次回省主政時，他雖頓覺興奮，但不免連聲感嘆說：“這次奉命中央，回省主政，應該值得高興，使我能有報效桑梓的機會，但是不幸戰(zhàn)場形勢接連失利，大局已經(jīng)敗壞到了難于挽救的地步，我們湖北也面臨戰(zhàn)火延燒而來的險境，這樣不只一切地方建設事業(yè)無從談起，為使在抗戰(zhàn)期間飽受日軍蹂躪之苦的故鄉(xiāng)人民，免于再受內戰(zhàn)之苦，甚至只求能為他們減少一些戰(zhàn)爭損失，也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磥砦疫@次回來，終不免會要引咎更深而去！”言下不禁戚然。談到他的治省大政方針時，他不勝感慨地說：“值此戰(zhàn)亂時期，談大政方針，都是高調。我作為湖北省政府主席，保衛(wèi)全省地方的和平秩序和全省人民生命財產(chǎn)安全，免遭戰(zhàn)爭浩劫，是我無可推卸的神圣職責。我力求實現(xiàn)的最大心愿，就是要為此盡到最大努力，以求無愧我心。即使要為此承受再大的苦難和犧牲，我也無所顧惜！”他的這些談話，深情表達了他熱愛故鄉(xiāng)和熱愛和平的真誠愿望，實際上是他不便于公開發(fā)表的政治宣言。?
張篤倫是國民黨內有著長期歷史的高級軍政人員，也是蔣介石極為信任的重要人物。他被任為湖北省政府主席，是負著蔣介石的重大使命而來的。蔣介石在此危亡之秋，要他以湖北人的身份，回來動員全省的人力物力，為保衛(wèi)蔣家王朝、拼命一戰(zhàn)，希望他在湖北創(chuàng)造出挽回敗局和起死回生的奇跡?？墒菑堊唏R上任后，并沒有一味按照蔣介石旨意積極動員備戰(zhàn)，而是不忘保衛(wèi)地方，支持湖北武漢人民的和平運動。驟然看來，張的這種政治態(tài)度令人難于理解，但仔細研究一下，也并非事出無因。張親口對我說過，他在抗戰(zhàn)期間，曾和蔣介石有一大段時間關系較為密切，很受重視和重用。
但是，抗戰(zhàn)勝利結束后，他對蔣介石打反共內戰(zhàn)，卻是很不贊成的。他認為，國共兩黨分歧是個政治問題，應當謀求政治解決，不應訴諸武力。特別是經(jīng)過八年抗戰(zhàn)，民心民力，都已不堪再戰(zhàn)，更應亟謀和平建國、休養(yǎng)生息之策。因此他在蔣介石撕毀“雙十協(xié)定”發(fā)動反共內戰(zhàn)之時，不顧自己是蔣親命的國民黨湖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同一些和平進步人士暗中保持聯(lián)系，他想在政治解決和實現(xiàn)和平統(tǒng)一方面盡些力量。其實，張篤倫與共產(chǎn)黨方面的關系淵源很深，在大革命期間，他曾在國共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領導下，任漢口特別市首任公安局長，與董必武等共產(chǎn)黨領導人物頗多交往；他的妹夫耿丹，是中共早期的著名人物；大革命失敗后，他亡命上海，曾同鄧初民、張國恩、李書城等人，組織“湖北革命同志會”，進行反對蔣介石的戰(zhàn)斗。因而，他傾向和平的態(tài)度及支持湖北和平運動的行動不是偶然的。?
張篤倫還與我詳細地談了他這次回省主政的經(jīng)過。他說：“蔣要我回來時，親自為我打氣。說是目前戰(zhàn)場的形勢，雖然對于國民黨很為不利，但長江天險還在國民黨手里，解放軍很難飛渡。只要國軍憑借長江天險，就足能保住我國東南半壁和廣大西南后方。而武漢是長江防線的橋頭堡，戰(zhàn)略地位至為重要，必須牢牢守住。蔣還說我是湖北人，同這塊土地有著血肉聯(lián)系，享有很高聲望；又說我和他‘久共患難’，可以相互信任，互相支持，我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最合適，最能使他放心。其實蔣的目的是要我到任之后，整頓地方團隊，在保衛(wèi)家鄉(xiāng)的口號下，把3000萬湖北人民動員起來，同解放軍血戰(zhàn)到底。我雖出身于保定軍校，但一輩子都不曾統(tǒng)領指揮大軍作過戰(zhàn)，更不愿意打這場內戰(zhàn)。
當經(jīng)再三辭謝，蔣還是執(zhí)意不允。蔣最后還指示我‘萬一到了頂不住的時候，你可以帶著你的子弟兵，向川、康方向撒退。這些地方都是你非常熟悉的。我在那里，也已作了妥善的布置，胡宗南的那支兵力，還是很夠強大的。到了那個時候，我也會像抗戰(zhàn)時期那樣，親自到那里去坐鎮(zhèn)指揮’”。張還分析道：“蔣對我放松了一大步，由要我死守改為了許我后退，還暗示我，要在那里與我把患難共到底。我深知蔣是個個性固執(zhí)的人，別人的意見，很難被他接受，他決定了的事情，別人很難說服他。我還深知，他還是一個非常多疑的人，怕固執(zhí)下去，會引起他的懷疑。只好就這樣硬著頭皮答應下來。我赴任前向蔣告辭時，他又再三叮囑說：‘你要把眼光放得遠一些，要看到國際形勢對我們有利的變化就要到來。
我們對此要有預見，作好迎接這種變化到來的思想準備。到了那個時候，我們的戰(zhàn)場形勢，肯定會要根本改觀，我們的黨國前途，肯定會大放光明。在那時你對黨國所肩負的責任，肯定也會要更加重大?！Y要我到了湖北后，加倍振奮精神，提高斗志，切不要悲觀自誤。從他的這些叮囑里，我感覺到蔣已看出我有些信心不足，對我也有些不放心。我也確實沒能像他那樣看得遠和想得多。我當時只有一個想法和一種信念，就是我這個由湖北土地和湖北人民哺育成長的湖北人，決不能把我的桑梓之地變成戰(zhàn)場，更不能把我的故鄉(xiāng)人民變?yōu)榕诨遥猛难鈦頁Q取我個人的高官厚祿。蔣說要我將來肩負起黨國更重更大的任務的利誘，我絲毫也不動心?；氐胶币院?，我的這種信念更加堅定。今后形勢的發(fā)展，可能還會惡化下去，但我已下定決心，拿定主意，寧可在必要時犧牲自己，也決不放棄我的這種信念！”?
從張篤倫以上的自白看來，他積極支持湖北和平運動的思想基礎十分明了。除此之外，對張這一行動影響最大的幾個重要因素，我也必須提到。?
首先是當時武漢的特殊政治環(huán)境和特殊政治氣候。淮海戰(zhàn)役結束后，人民解放軍的猛烈攻勢正在向著長江沿線逼近。但是，處在長江防線橋頭堡地位的武漢三鎮(zhèn)的國民黨軍隊里，卻有一股微妙的和平空氣在飄蕩著，而且這股和平空氣，還是從1948年6月成立的華中“剿匪總司令部”里散發(fā)出來的。華中“剿總”，是蔣在華中戰(zhàn)場的最高司令部，司令長官就是鼎鼎有名的人稱“小諸葛”的國民黨桂系頭目之一白崇禧。此人一向是蔣介石對付共產(chǎn)黨的得力干將。上?！八囊欢贝髴K案時，他是最直接的參與者；抗戰(zhàn)期間，蔣介石 “圍剿”新四軍的“皖南事變”的命令，也是由他簽署的。?
為什么白崇禧領導的華中“剿總”里會散發(fā)出與他以往作為相悖的和平氣息呢？原來蔣、白兩人，既是國民黨軍閥集團和反共序列中的老搭檔，也是國民黨派系斗爭戰(zhàn)場上的老對手。他們利益一致時，可以親如兄弟，利害相突時，則會反目成仇。因而，蔣介石對桂系軍隊總是存有戒心。尤其對白崇禧，更覺放心不下，總是要把他緊緊控制在自己的身邊，不讓他分統(tǒng)大軍，獨當一面。由于蔣介石手中的幾百萬美式裝備的“王牌”、“嫡系”，幾被解放軍消滅殆盡，剩下的雜牌軍隊中稍有戰(zhàn)斗力的就是桂系軍隊。因此，蔣不得不把這支桂系軍隊，當成為他的救命稻草，讓白崇禧統(tǒng)領這支桂系軍隊，扼守武漢，來為他抵擋一陣。蔣、白二人各懷居心，蔣介石的“金陵春夢”，是要白崇禧“伸手救人”；而這位“小諸葛”的“錦囊妙計”，卻是“落井下石”。
白從華中“剿總”放出的“和平”空氣和擺出的那副“主和”姿態(tài)，就是要配合內外形勢，逼著蔣介石把他的“總統(tǒng)”寶座，讓給 “代總統(tǒng)”李宗仁；把蔣、宋、孔、陳的天下，變成為李、白的天下。這就是武漢出現(xiàn)那種特殊政治環(huán)境和政治氣候的問題實質，并不是白崇禧真有什么和平誠意，更不是他真有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念頭。這種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的做法，自然掩不住人們的耳目。特別是謀求真正和平的武漢社會知名人士，多富有政治經(jīng)驗，他們對白的葫蘆里賣的什么藥，都洞若觀火，他們希望將計就計，趁勢把湖北的和平運動推向前進。這就是武漢在那個戰(zhàn)火紛飛、戰(zhàn)犯當?shù)赖臍q月里，人民和平運動還能活躍于一時的一個重要原因。張篤倫之所以能在白崇禧的眼皮底下，積極支持湖北和平運動，也就是由于他能緊緊抓住并巧妙運用了白崇禧的叵測之心。?
其次則是當時湖北和平運動中的兩位主要領袖人物李書城（曉園）和耿伯釗，湊巧都是張篤倫最為敬重的老朋友，耿還是張的至親（耿之胞弟耿丹即仲釗是張的妹夫）。李、耿兩位都是湖北辛亥革命的前輩，在湖北武漢社會上享有很高的聲望。就連大權在握、聲威顯赫的白崇禧，對他們也得要敬重三分。張一向視他們?yōu)殚L者，十分尊重?；氐轿錆h后，即去拜望并向他們問計求教，商量挽救湖北危局的辦法。李、耿二人向張表達了武漢人民的和平心聲，提出了對張主政湖北的期望和建議。因而他們三人一拍即合，在湖北和平運動中，起到了相互配合和內外呼應的作用。李、耿兩先生是在野之身，從事社會活動，正需要張的官方地位為之聲援；張?zhí)幵谑≌飨奈恢蒙?，對有些問題，不便公開表示態(tài)度，也需李、耿二人為之溝通聲氣。所以，三人相互信賴，互相配合，非常默契。?
當時張篤倫、李書城、耿伯釗三人的往來，表面上是私人朋友的相互拜訪，實際上卻是在共商謀求和平的大計。我有時也得機會列身其間，有時他們還要我?guī)兔ψ鲆恍﹤鬟_聯(lián)絡的工作。他們談論的中心話題，就是利用白崇禧的假和平來實現(xiàn)武漢的真和平。李、耿二人認為，想要在白的眼皮底下和手掌心里謀求實現(xiàn)真正的和平，非常困難，非常危險。但他們都坦然表示，自己是一無所有的普通老百姓和窮光蛋，不怕丟掉什么；張也竟泰然應聲道：“我也不怕丟掉這個省政府主席?！闭f到最后，他們一致表示，為了謀求實現(xiàn)湖北武漢人民所向往的真正和平，就是擔當再大的風險，也義不容辭。?
后來，李書城能以湖北和平運動代表的身份，前往河南解放區(qū)與中共領導人共商和平，就是這種為了和平甘擔風險精神產(chǎn)物，也是張篤倫抓緊機會，將計就計的結果。?
當時武漢正處在白崇禧軍事管制的鐵幕之中，湖北和平運動只能由一些熱心和平的社會知名人士密謀醞釀，暗中進行。處在湖北省政府主席地位的張篤倫，也只能暗中支持，不便公開表態(tài)。派遣和平代表同共產(chǎn)黨直接聯(lián)系，更是一個想都不敢想的夢想。后來夢想變成事實的關鍵，是張及時運用了其時武漢政治氣氛的微妙。親自參與了這一活動的耿伯釗先生多次對我說起活動經(jīng)過。?
耿伯釗說，有一天張篤倫約他過江，說白崇禧打來電話要他們同去“剿總”有要事等著商量。他們到那里剛一坐定，白崇禧就開門見山地說：“現(xiàn)在前線形勢十分緊急，仗是再打不下去了。我也不愿意讓這場無情的戰(zhàn)火向湖北延燒，使湖北，特別是武漢的人民同遭浩劫，因此決定停戰(zhàn)求和。但和平不是我們單方面所能實現(xiàn)的，必須對方也同意談和?，F(xiàn)在我們所面臨的緊急任務，就是要趕快派出一位有力的和平使者，去同對方的高級指揮人員當面進行商談，先實行雙方?；?。但現(xiàn)時我的身邊都是一些在戰(zhàn)場上和對方打得面紅耳赤的軍事人員，找不出一個足以讓對方信任的和平人物來。我對此非常焦急。今天邀請你們兩位，就是為了商量這件事，我想煩請你們兩位，幫我在地方上找出一位有資格充當和平代表的合適人物來，不知你們兩位覺得怎樣？”?
對白崇禧的這一突如其來的舉止，耿伯釗一時轉不過彎來，不知怎樣回答，便向張篤倫使了一個眼色，請他相機發(fā)言。張略一沉思，便從容不迫地對白說：“我們在八年抗戰(zhàn)以后，又繼以多年內戰(zhàn)，人民痛苦，實在不堪言狀，我長期負責地方行政工作，對此了解得甚為深切，并深覺于心難安。今天健公（白崇禧字健生）這樣苦心孤詣地為國家地方，謀求和平，真是一件大得人心的好事。我是一個湖北人，今天又正肩負著地方重任，應該代表湖北地方和全省人民，對健公謀求和平的苦心，以及主動爭先派出和平使者的非常之舉，表示誠心誠意的感謝和擁護，對健公交下的任務，我們更應該盡心盡力去完成。
說到湖北武漢地方上，有資格作為和平使者去和共產(chǎn)黨談和的人，依我所見就只有李曉園先生最為合適。李先生是我們湖北辛亥革命的老前輩，又曾與董必武等著名共產(chǎn)黨領導人在武漢共過事，而且他的親弟弟李漢俊先生還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他同共產(chǎn)黨的歷史淵源和家庭淵源都是非常深厚的。如果我們能夠把他請出來，充當和平代表，去跟共產(chǎn)黨談和，定能為共產(chǎn)黨所信任，也一定能夠取得和談的成功；就不知他是否愿意挑這個擔子，也不知健公以為如何？”白崇禧聽了，顯得非常高興，說：“我也想到了李先生，只是覺得他年事已高，怕他受不了這趟長途跋涉的辛苦，不好意思麻煩他?，F(xiàn)在伯常兄把他提出來了，就麻煩你們兩位，代我同去勸駕，千萬要請他為地方受趟辛苦。只要他肯答應，我定會為他提供一切方便，保證他一路平安！如果他還有什么具體困難和要求，也請他毫不客氣地提出來，我一定盡力解決?！?
其后，耿伯釗、張篤倫二人過江，驅車直奔位于東湖的李書城家。車上，耿低聲埋怨張說：“你明知白健生是在假心假意說假話，為什么還要那樣恭維他？又為什么還要把曉園先生推出來，讓這位古稀老人也去為姓白的捧場，幫著他去說假話呢？我很擔心曉園先生不肯為姓白的當工具，你也難于向姓白的作交代！”張反倒笑著說：“我這不就是用你創(chuàng)造發(fā)明的‘將計就計’的戰(zhàn)術么？為什么到了正好應用的時候，你這位偉大發(fā)明家又反而把它忘了呢？請你先別性急，等到了李先生那里，我們再一起好好商量吧！”李書城在家門口把他們二人迎了進去，聽他們講白崇禧談話的經(jīng)過和他們的來意。李當下憤然表示：“他姓白的分明是個玩弄和平陰謀的騙子手，我姓李的怎能睜著眼睛幫著他這個騙子去欺騙共產(chǎn)黨呢？”?
見此情景，張篤倫不好再直接勸說下去，乃由遠及近地告訴李書城：“我是在為我們地方的和平前途著想，覺得這是個絕好的機會，萬萬不能錯過。我們早就夢想和共產(chǎn)黨直接通氣，但在目前情況下，我們又無法辦到這一步。而且這個問題，如果先由我們提出，姓白的肯定不會答應，更不知還要生出什么禍事來?，F(xiàn)在姓白的出于玩弄和平陰謀的需要，竟自把這個大好機會，為我們送上門來，我們豈有不鼓掌歡迎之理？現(xiàn)在時局發(fā)展很快，一切情況都在瞬息萬變，白崇禧的陰謀詭計，也在不斷地跟著變化，今天他在這樣說，明天就不知又會玩出什么鬼花樣，萬一他心機一變，收回成命，我們豈不錯失了與共產(chǎn)黨接洽的機會？
所以我以為這個大好機會，我們不僅要牢牢抓住，而且還要趁熱打鐵，緊急行動，不能讓他有回旋余地，這就是我為什么對姓白的答應得那樣爽快和肯定，并不待得到李先生同意，就把李先生提了出來的原因。再說李先生這次去河南解放區(qū)的身份，是代表湖北和平運動，而并不是代表白崇禧，因而也就根本不存在幫白崇禧去欺騙共產(chǎn)黨的問題。這也正是白崇禧做賊心虛，不敢自居于和談一方，而為我們送來的機會，使得李先生有這次解放區(qū)之行的機會。李先生此行并不負有談判和平條件的具體使命和任務，只要到了那里，見到共產(chǎn)黨，把武漢人民的和平愿望和湖北和平運動的情況，向他們直接傳達到了，就算是對湖北和平運動的一大貢獻。這件事意義重大，機會難得，李先生就去為此辛苦一趟吧！”張篤倫的一席話，把李書城說得笑了。在歡笑聲中，張圓滿地完成“勸駕”任務了。?
第二天，張篤倫又趕著到華中“剿總”，向白崇禧匯報了奉命“勸駕”的結果，并說李先生為了實現(xiàn)白先生的和平愿望，愿意無條件遵命遠行。白崇禧只好履行諾言，命令有關人員從好從快地完成一切準備工作。1949年1月23日，李書城以湖北和平運動代表的身份，由武漢經(jīng)信陽、漯河、許昌等地北上，于2月上旬安全到達鄭州。在那里，李先生受到了熱烈歡迎，向解放軍的前線高級指揮人員和中共中央華中局的領導表達了武漢人民的和平意愿。中共中央領導人之一董必武還特地從北京趕來鄭州，親切接待了他的這位作為“人民和平使者”的老朋友……?
李書城作為和平使者去解放區(qū)時，我的同事好友李伯剛作為隨員一同去了。伯剛也是湖北省政府的設計委員，是張的一位高級幕僚。他這次同行，可能就是作為張的私人代表。伯剛從解放區(qū)回來后，我曾就此當面問過他，他笑而不答。伯剛在大革命時期，曾經(jīng)加入共產(chǎn)黨，大革命失敗后，很少出頭露面，我們對他的身份只能猜測，不敢妄下定論。直到解放后他任武漢市政協(xié)秘書長及中共武漢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我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張邀請他任省政府設計委員，還讓他以隨員身份到解放區(qū)活動，其間意味，頗令人琢磨。?
由于白崇禧根本就沒有求和誠意，他請李書城出來，是想利用李做個幌子，故意濃化和平氣氛，以早日實現(xiàn)“倒蔣擁李”的目的。李的這次解放區(qū)之行，也就自然不可能得到什么具體結果。但是他的這趟辛苦，并未白受，他為武漢人民帶回了大量信息?！岸劜蝗缒慷茫俾劜蝗缫灰姟?。李親身到了以前從未到過的解放區(qū)，親眼看到了解放區(qū)的一些新人新事，自己也大開眼界，大受教育。3月初，李從解放區(qū)回來之后，便把自己在解放區(qū)的見聞，一五一十地講給別人聽。一時間，武漢各團體單位都爭先恐后地請他去作報告。有些人數(shù)較多的大單位，如武漢大學、華中大學等等，更是請了一次又一次。李先生用“一個時代，兩個人間”來生動形容新舊社會的天壤之別，給人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當時武漢社會上流傳的解放區(qū)“共產(chǎn)共妻”之類的謠言經(jīng)李一宣講都不攻自破了。人心安定下來后，許多打算向外逃亡的居民不逃了，打算向外搬遷的工商業(yè)主不搬了。向往解放區(qū)和向往和平解放的人，日益增多。?
白崇禧對李書城到處宣傳解放區(qū)十分惱火，但又無可奈何。他怪自己一時糊涂，把這個愛惹是非的老頭請出來去了解放區(qū)。他急切地想找個出氣的地方來發(fā)泄自己的不滿，想到這個主意是張篤倫幫他出的，于是就把一肚子的氣，都撒在了張的身上。一天他拿起電話，對著張篤倫高聲怒吼說：“你要轉告那個李老頭，叫他小心一些，不要再這樣放言無忌，到處亂講了。已經(jīng)有人向我告發(fā)他，說他現(xiàn)在受了共產(chǎn)黨的收買。我看在你的面子上，還暫時把他放下，要是他不聽好言相勸，我就不會再對他客氣，連你也會保他不住了！”張聽完了電話后急忙把我找去商量對策，他說，白崇禧現(xiàn)在翻臉不認人，說得出來就會做得出來。為李書城的安全計，他要我代他去向李說明情況，請老人家暫時忍耐一下，在宣講時措辭委婉一些，以確保安全。我覺得事情很難辦，但張已把這個任務交給我了，我只好盡力辦好。不料，我與李書城見面后，他還沒有等我把話說完，就已氣得渾身發(fā)抖，青筋直冒，一下子就從座位上跳起來說：“這真是太豈有此理了！
連憑著良心說幾句直話、真話都不行！我現(xiàn)在已是七十老翁，坐牢殺頭都無所謂了，我拼著這條老命，也要為人民的和平運動，盡點力量。你回去告訴伯常，請他不要為我擔心，看白崇禧能把我怎樣辦？”李一向有個口吃的毛病，平時說話都不免有些結結巴巴的，遇到生氣發(fā)急時，自然結巴得更加厲害。他說上面這些話時，幾乎是一字一句，有時一個字哽在喉里，眼睛發(fā)白，過好半天才能吐得出來。我怕把老人哽壞了，趕緊扶著他坐下來，請他平靜一會再慢慢地往下說……?
我隨后將到李家的情況轉告給張，張也十分激動，對白崇禧那種蠻橫無理的態(tài)度，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對我說：“你不要為此擔心發(fā)愁！萬一到了必要的時候，我會去把耿先生和李先生以及其他一些出頭露面的和平人士都接到我這里，由我親自保護他們。我就是拼掉這個主席不干，也決不會讓白崇禧傷害他們！” ?
隨著各方面形勢的發(fā)展和變化，張篤倫推動湖北和平運動的決心，與日俱增。有一天，張在省府大廳舉行了一次盛大宴會。被邀請出席宴會的，有省政府全體委員、全體設計委員和各廳、處、局長，武漢教育界、工商界、銀行界、新聞界等方面的頭面人物，以及其他一些從事和平運動的社會知名人士等，共100多人。宴會開始后，張以主人身份，起立致辭，他簡單地向客人們表示了敬意和謝意。張的致辭剛完，耿伯釗先生馬上站起來發(fā)言。他從清末庚子年間的八國聯(lián)軍事件發(fā)生說起，大意為，慈禧太后當時不顧國情，貿然下令同時向英、法、俄、日、德、美、意、奧等八國宣戰(zhàn)，把局部性地方?jīng)_突擴大為全國性的對外戰(zhàn)爭。
所幸當時我國東南沿海和長江一帶各省的地方軍政大員，如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以國家存亡和人民禍福為重，斷然拒不執(zhí)行慈禧對外宣戰(zhàn)的命令，倡議“東南互?！保瑢嵭小氨＞嘲裁瘛?，有力阻止了這場戰(zhàn)火向長江及沿海一帶延燒，使這些地方的無數(shù)萬人民免遭浩劫。深受其惠的湖北人民，對張之洞非常尊敬和懷念。今天仍屹立在蛇山坡上的抱冰堂，就是湖北人民紀念張之洞的見證。說到這里，他話題一轉：“在抗戰(zhàn)期間飽受戰(zhàn)亂流離和敵寇無情蹂躪之苦的湖北人民，現(xiàn)在又面臨戰(zhàn)火延燒的嚴重威脅。他們渴望和平，要求和平，是由衷之情和當然之理，是人心所向和潮流所趨。但今天的和戰(zhàn)關鍵，也仍然與當年一樣，不是掌握在人民手里，而是掌握在政府手里。在此千鈞一發(fā)的重大時刻，主持我們湖北省政的，恰好又遇上一位姓張的，這雖是一種偶然的巧合，但也足能促起我們的許多聯(lián)想，促起我們對于當年那位張先生的更深懷念和對眼前這位張先生的更大期待。只要我們湖北武漢的人民團結起來，共同努力，把我們的人民和平運動推向前進，我們的局部和平的愿望，就大有可能實現(xiàn)！我今天的發(fā)言，就是要借此機會，向我們湖北的全體人民，提出這一要求，發(fā)出這一呼聲！”耿先生的發(fā)言，剛一結束，四座就響起雷鳴般的掌聲。?
我有幸參加了這次宴會，目睹了這一感人場面。如果說，張就任省政府主席之后，對于湖北和平運動，一直是處于幕后策劃和暗中支持的地位，許多言行不易為局外人所了解的話，這次宴會，就是他由幕后走向臺前的轉折。耿先生發(fā)言完畢后，一位坐在我身邊的朋友就曾笑著對我說，這是耿先生在和張先生演雙簧！?
然而事情的發(fā)展，并不像人們所預想的那樣順利，正當張篤倫剛要抬起腳步，由幕后走到臺前，準備大干一場的時候，卻遭到了白崇禧的當頭一棒。原來，當時白崇禧“倒蔣擁李”的野心，已經(jīng)得到了初步的實現(xiàn)，他已用不著玩弄“和平”手段來要挾蔣介石了。他計劃以湖北武漢為頭道防線，湖南衡陽為中間防線，廣西為最后防線，步步為營，來鞏固已得來的“擁李”戰(zhàn)果。為了實現(xiàn)這個計劃，白崇禧決定把張篤倫緊緊抓在手心里。一天，白命令張到華中“剿總”參加最高黨政軍聯(lián)席會議。會上，白大聲宣布說：“共產(chǎn)黨和談的口開得太大，簡直就是要把我們全都一口吞下去。
我已下定決心，要和他們打到底。這是關系我們黨國生死存亡的最后一戰(zhàn)。我們在座的所有黨政軍高級人員，必須同心協(xié)力，加強戰(zhàn)備，死死守住武漢這個至關重要的橋頭堡陣地，就是只剩下一人一槍，也決不后退。我們寧可把武漢三鎮(zhèn)化為灰燼，也決不能把它完整地交給共產(chǎn)黨。誰要敢于玩忽職守，不切實執(zhí)行命令，就要軍法從事，決不姑息！”白講到這些話時，一直盯著張。會議開完以后，還把張單獨請進辦公室，當面下了幾道嚴厲的手令。主要內容為：一是要張把一些戰(zhàn)斗力較強的地方保安團隊，迅速集中起來，統(tǒng)一編成湖北人民自衛(wèi)軍，在“剿總”統(tǒng)一指揮下，接受防守武漢的任務；二是要張取締湖北人民的和平運動，對所有還在宣傳和平的人從嚴懲辦；三是要張緊急疏散武漢三鎮(zhèn)的人力物力，特別指示要把湖北省銀行和其他銀行庫存的黃金、白銀和各種貴重物資一律送往桂林保存，一切可以拆遷的工廠和其他重要設備，如交通、電訊設備等等，都要迅速拆遷并運往桂林，實在難于拆遷的，要作好破壞的計劃和準備。面對白的這副架勢，張非常憤怒，但白重兵在握，張只好忍氣吞聲而回。次日，白崇禧派了一團桂系軍隊駐扎到省政府附近，說是為了加強這一帶的警衛(wèi)力量，實際上則是他對張不放心。?
其時我正病在家中，好多天不能起床，對外面的形勢不得而知，等到病情好轉時，聽說張已經(jīng)掛冠而去了。我扶病趕到耿伯釗家中探聽消息。耿對我講述了以上情況，并說張從漢口開會回來后，神情雖很緊張，但支持湖北和平運動的態(tài)度非常堅決，再三表示就是白崇禧把刀架到他脖子上，也決不會執(zhí)行白的那些命令，他竭盡全力，頂住壓力。后來，白一面派兵監(jiān)視張，一面派他的參謀長出馬向張示好，說白長官非常佩服張主席的才干，想請張主席幫他的忙，現(xiàn)已去電李代總統(tǒng)，力保張主席兼任華中“剿總”副司令長官，并已得復電同意，不日就會有委令到來，請張主席作好到“剿總”上任的一切準備，還說白長官到時會親來致賀和迎接。這時，張感到形勢更加嚴重，已到了非走不可的地步了。耿伯釗還說，他在那次省府宴會上的長篇發(fā)言，把張的意圖暴露得早了些，以致引起了白崇禧的注意，使得張未能完成心愿。為此，他感到很有些對不起張。?
白崇禧雖然逼走了張篤倫，卻無力撲滅湖北人民的和平運動。這時的武漢人民像一股洶涌的長江巨浪，向前沖擊得更加猛烈。由學生組織的護校隊、工人組織的護廠隊以及街道居民組織的自衛(wèi)隊，使得白崇禧的備戰(zhàn)計劃，到處都障礙重重，寸步難行。1949年5月武漢解放前夕，白崇禧只得帶著他的殘兵敗將，艱難地逃到衡陽，最終落得了被圍殲的下場。而武漢三鎮(zhèn)得到了和平解放。張篤倫未能實現(xiàn)的局部和平的愿望，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經(jīng)過武漢人民和社會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終于圓滿實現(xiàn)了。?
張篤倫引退離去后，我的這篇回憶和他共事的文章，也就自然要到此結束了。由于這段共事時間很短促，而我在省府所擔任的，又是一個有名無實的閑職，沒有參加具體工作，僅只通過私人關系，對他關于湖北和平運動的思想和行動，有些部分了解。張先生宦海沉浮幾十年，歷史情況和社會關系，頗為復雜，我很難對他作出一個全面確切的評價。但我認為像張篤倫晚年回省主政，還能念念不忘故鄉(xiāng)人民，時常想到要為故鄉(xiāng)人民謀求和平幸福，對湖北人民的和平運動，一貫積極支持的舉措還是難能可貴的。（轉載《湖北文史》總第八十七輯，本文作者吳忠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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