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義前后身歷紀實

2014-09-15 21:4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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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湖北辛亥（1911年）首義是由歷史演進之必然趨勢，任何人不能居以為功。惟其間之過程，遽相轉(zhuǎn)變，決非單純一言蔽之。是群眾致之心力與熱血，交互錯綜的奮斗得來。不能認為某人所發(fā)動，某人所策劃。我是參加辛亥首義的一分子，論及經(jīng)過，惟有慚愧。政府為求史實真確，凡屬辛亥老人皆囑其記錄回憶，俾作參考。我以八旬衰年，自當有所回憶。但因歲月過久，人名與時間多有遺忘，只能將身所親歷者，記敘大概。文之佳惡，吾自得之。

辛亥前之革命處境

    家庭出身我家世代以教書為生，硯田舌耕，苦實寒窗。先父及伯叔與諸昆，雖均成為茂才或孝廉，然寒士家風，著聞鄉(xiāng)里。我自幼拘于庭訓，即習舉子業(yè)。惟生性不喜制藝，暇輒翻閱經(jīng)世散文，或瀏覽稗史。雖曾應試一二次，而以文章不合主司程式，輒報落弟。我亦未以介意。自戊戌變政，新風氣震動南北，“兩湖”、“經(jīng)心”各書院斐聲黌序間。我就隨伯叔與諸昆等到省附讀，并順便應各書院雜文課試。此時康（有為）、梁（啟超）出國，以保皇為號召，孫中山先生在海外以革命為倡導。消息傳來，聞所未聞。我以青年心情，不覺怦怦然贊嘆歡喜。先父嚴厲斥責，逼我回鄉(xiāng)。

    革命動機庚子（1900年）之后，八國聯(lián)軍破北京，義和拳農(nóng)民運動失敗。張之洞、劉坤一等倡東南自保，風聲所樹，國家有瓜分危險。我在鄉(xiāng)不能忍耐，約同窗好友張難先到武漢觀看大勢。其時人心固蔽，聯(lián)結(jié)不易。迨至壬寅（1902年）、癸卯（1903年）之間，海外各種刊物及梁啟超之《新民叢報》傳入內(nèi)地；而又出洋學子，陸續(xù)來去。于是人心震奮，漸可與談國事。我就毅然長期住在武漢，為上?！渡裰萑請蟆纷饔浾撸跃S生活。其時黃克強住兩湖書院，宋教仁住第一女普通中學，攬轡有志。我前去拜見，大得啟發(fā)，遂抱有革命決心。

    科學補習所和日知會清末湖北革命機關(guān)，創(chuàng)始極難。因為有錢人怕死怕事，不敢談革命；其不怕死擘劃者，又皆意志檄漫，無雄闊見解，只得將革命運動寄托于學校與軍隊。因其有固定集團，在集團中可物色杰出之士。惟軍隊初期，具有文化知識者極少。武昌極著名之凱字營，其兵士與下級官，只知打戲院、妓院，打茶館、酒館，不能與之聯(lián)系革命。則革命人物，只好先期于學校。于是由同志劉靜庵等成立科學補習所，藉此廣事聯(lián)絡(luò)，為期極短，即遭失敗。蓋因內(nèi)容外淺，而被官廳取締，乃進而有日知會作樞紐。

    日知會是利用教會之會黨名義，于宣傳宗教之下宣傳革命。會長胡蘭庭極為贊助，一般同志以教會非官廳權(quán)力所能侵犯，亦遂認為革命會合之機關(guān)。當時有一法國人名歐幾羅者，為教會人士，由法國來鄂。雖是考察中國教會情形，而此人卻具有革命性，談話時，每每開揚自由、平等、博愛之三大精神。鄂教會于日知會堂，召開擴大歡迎會，我與張難先、李長齡、李亞東、吳昆等各同志均到會。會場填塞，歐幾羅藉教會宗旨，演講世界人權(quán)進展之大勢，聽者欣躍鼓舞。日知會同志亦藉此機會，演講救世救人，中國決心急起直追，解除自己桎梏。其時，巡警道馮啟鈞事先聞訊，秘密派人到會，偵得其情。轉(zhuǎn)報于鄂督張之洞，致函教會警告。教會亦不再多開會。一般同志仍暗中以日知會為來往接洽。因為此時孫中山先生在海外所組織之中國同盟會，只以留學生及僑胞為對象，對內(nèi)地尚未作何安排，內(nèi)地亦不知孫先生之動作。所有內(nèi)地革命結(jié)合，皆系自覺自愿，自籌自給，與海外不發(fā)生直接聯(lián)系。就以日知會而論，雖同志來往接洽，此皆是精神相契，形成密切，然無具體組織，更無各具體應援。故當時之革命情況，是內(nèi)地與海外與途播種下苗。

    萍醴之役與湖北影響1900年唐才常在湖南失敗，對湖北尚無若何影響。1906年（丙午）蔡紹南、劉貞一在萍醴失敗，對湖北就有大影響。蔡、劉二人皆湘籍，留學日本。回國運動醴陵、萍鄉(xiāng)、瀏陽一帶礦工與農(nóng)人圖大舉，事機不成，被湖南巡撫行文湖北督署，指稱為匪黨圖謀不軌，敗串長江一帶。于是湖南與湖北全體嚴緝，多有株連。在日知會，前因歡迎法國人歐幾羅受有官廳警告，至此更為官廳所注意，不敢活動，會務(wù)迫于停止，且由是而釀成九人獄。

    九人獄與郭堯階及周海珊留學日本之同志朱子季、胡瑛、梁鐘漢因萍醴起義受東京同盟會指派，回國謀響應。甫抵漢口，被所熟悉之郭堯階其人，報密于巡警道馮啟鈞，俱遭逮捕；且捕日知會同志吳貢三、劉靜庵、李烈東、張難先、季雨霖、殷子恒共為九人。我此時亦在官廳注意之中，避匿獲免。

    郭堯階，漢陽人。家中頗有財產(chǎn)，自費留學日本，參加革命。在東京時，言論激烈。歸國后到處宣傳新政，提倡實業(yè)，縱恿商家投資創(chuàng)辦一造紙廠于漢口丹水池。大肆鋪張，恣意揮霍。所收之款，隨手用盡。無以為繼，窮極無聊。我與張難先在仙桃鎮(zhèn)辦學校，郭堯階曾到學校演講，善于詞令，娓娓動人。當日知會歡迎法國人歐幾羅，郭亦到會列席，熱烈鼓掌。固未料其因窮困而變節(jié)。但郭與張難先極相契，原不欲捕張，因所捕八人皆被承認有革命思想，無革命行動；其回國者，只是私人探望親友，并無別項異圖，更與萍醴事不相關(guān)。雖然嚴刑拷問亦無異詞，因之不能定案。馮啟鈞乃與郭堯階商議，必須弄一證明人，方可見報密之功。郭乃不能袒庇難先，叫馮啟鈞派人潛赴仙桃鎮(zhèn)集誠學校，逮捕難先。并授意張難先講這一干人都與他有舊交，該朱子龍、胡瑛、梁鐘漢回國，難先亦知情，就可對難先寬釋。難先對簿時，馮啟鈞極力安慰。但是難先供述平素只知教書，不曉得他們所為，雖與他們或有認識，亦只是萍蹤一聚，各自西東，又何從知道他們所為?若要我承認他們革命事件，我不能信口栽誣。屢次鞫訊，難先皆不改口，此時仍是不能定議。馮啟鈞乃將各人供詞及所擬處理辦法，親自奉呈于鄂督張之洞。

    其時張之洞正在興學，注重后起人才，聘請“兩個胡子，一個三爹“負責。兩個胡子，粵人梁鼎芬為梁胡子，燕人紀某某為紀胡子；三爹者，漢川人劉鴻烈稱劉家三爹，而以梁鼎芬為名下士，負盛望。鄂中老成宿儒，都喜與梁交。張難先被捕在獄，同鄉(xiāng)兩孝廉黃福、王劭恂，素重難先學行。因與梁鼎芬有交，請梁挽救張。（梁）詢及難先諸人所述供詞，認為志士可救。特于無意中轉(zhuǎn)言于張督，張督正以此事默運于心。恰適馮啟鈞捧呈案件，張督不發(fā)一語，置于桌上。馮啟鈞傍立候示，張督仍看書不理。張督背后立有一李姓差弁，當時號稱戈什，平素因展轉(zhuǎn)相介，多與我輩同志認識，雖然不革命，而對于革命黨人都極關(guān)切，遇有緊急消息，必設(shè)法來告。李戈什見馮啟鈞此種情形，知不利于黨人，即趨近桌案將其一束卷宗清理整齊，對張督說交馮道臺去吧。張督乃回頭問馮啟鈞曰：“這都是他們所述的供詞嗎，盡是一樣，口吻仿佛由你所告授的，可將案卷放此，你去吧!”馮啟鈞走后，張督批交承審局酌情處理。

    適張難先在獄患病，由黃、王兩孝廉保釋，季雨霖由協(xié)統(tǒng)黎元洪保釋，朱子龍、劉靜庵在獄疫斃，僅吳貢三、胡英、梁鐘漢、李亞東、殷子恒五人，分別判處徒刑，各解原籍。因胡瑛是湖南人，轉(zhuǎn)解武昌府監(jiān)獄；李亞東是河南人，轉(zhuǎn)解漢陽府監(jiān)獄。此案遂結(jié)。有人說此案未殺一人，由于教會電其本國政府向清廷交涉之力。以我所聞，殆非如此。

    胡瑛翩翩風度，能詩文，善言詞。在武昌府獄，管獄員愛其才，諸極優(yōu)遇；且任令愛女與胡通情，嗣后結(jié)婚于北京。此為革命黨人經(jīng)過之艷史。

    當胡在獄時，同志來往無忌，張難先時至其中飲酒畫梅花，我于報館余暇亦時往坐談。有一天，我在胡瑛獄中飲酒，遇同志岑偉生，談及湖北方面之黨人與上海方面之黨人關(guān)系缺少聯(lián)系，極需派人前去，互通消息。胡瑛決定派岑偉生當代表。偉生抵滬，適湖北軍界同志因劉公捐款置槍支問題，派楊玉如、居正二人到滬，由宋教仁、陳其美請客，彼此會談于四馬路“一支春”番菜館。此為湖北黨人于首義前公開在上海會談之經(jīng)過。

    在九人獄之同時，還有一段趣事而含革命性者。當張之洞辦五路小學，委漢川人劉鴻烈為總提調(diào)，外間稱為五路財神。（劉）對旗籍學生特別優(yōu)待。有南路小學學生周海珊，年十余歲，為貧家子。見校中旗籍學生寢室與餐室，設(shè)備供應均極講完美，憤憤不平，時加嘲諷。某晚，乘寢室熄燈，海珊獨自將旗籍學生之宿舍一一扣鎖，擬覓火種焚之。被巡夜者發(fā)覺，扭獲交司法訊問。海珊只供認私人同志之間開開玩笑，不言其他。法官見海珊幼稚，轉(zhuǎn)送候?qū)徦?，與九人同一牢獄。自張難先、季雨霖外出，即設(shè)法將海珊保釋。故當時革命，以“排滿”為號召，是由于人心之所同。

    《華文楚報》、《江漢日報》、《湖北日報》、《通俗白話報》、《政學日報》、《大江日報》敘述辛亥以前湖北革命報紙，只能言其事實經(jīng)過，不能詳訊年月。

    《華文楚報》清末湖北有一《英文楚報》為外人所辦，雖是商業(yè)性質(zhì)，而清廷內(nèi)政外交之種種重大事件，國人所不知者，每每登訊于該報。因之名聲遠著。

    有鎮(zhèn)江青年張漢杰者，其父為錢商，與漢口地皮大王劉歆生同財且相得。漢杰性聰穎，思想積極，文學尚優(yōu)，由劉歆生代為運動，考入兩湖書院肄業(yè)。書院監(jiān)督是梁鼎芬，校規(guī)極嚴，稍有不純者，即行開除。張漢杰語言激烈，為梁鼎芬所不喜，藉故開除。漢杰不愿回鎮(zhèn)江，留住劉歆生家中，抑郁無聊，適上海《申報》有記者旅行到漢。漢杰之父原為《申報》股東，該記者與漢杰見面商辦一《華文楚報》。漢杰轉(zhuǎn)商于劉歆生，劉認為辦報紙亦是生意經(jīng)，乃撥出在英租界所有的房子一大棟，為報館地址；并在上海購買印刷機一部，開始出版。所有式樣與編輯，都是《申報》這旅行記者所規(guī)劃。張漢杰每日必作文字，每日必有新聞一段，指罵梁鼎芬，甚至與梁相友愛之書院中人，亦連類而及。

    我曾到其報館與漢杰見面，深佩其富有膽略，惟覺攻擊私人，所見太狹，須推而上之，攻擊清廷之內(nèi)政外交。漢杰本有革命雄心，只因青年人只知意氣用事，不到兩月，報館遭封閉，且要捕人。報址原在英租界，官廳封報捕人，須經(jīng)英巡捕房許可。英巡捕房與劉歆生商議：為敷衍官廳，權(quán)且封報，隨后啟封；仍讓張漢杰在劉宅居住，先交保證金1000元，不須本人到案。

    事已商妥，本可無事，而張漢杰不肯示弱，親自渡江會梁鼎芬投案。梁乃交司法審訊。法官問漢杰：“汝為何呼此名字?”漢杰慷慨答曰：“我乃漢人之杰，所以名叫漢杰?！狈ü儆謫枺骸叭昴烁锩h嗎?”漢杰曰：“我革梁鼎芬的命!”鼎芬見此情形，不欲深追，囑司法判徒刑6年送武昌府獄監(jiān)禁。適胡瑛轉(zhuǎn)武昌府獄，與張漢杰同牢，我到獄看胡瑛并順便看漢杰。武昌起義時，漢杰與胡瑛一同外出，此為《華文楚報》之經(jīng)過。

    《江漢日報》旅漢之江西同志姜旭浜，認為上海革命言論機關(guān)，繼《蘇報》封閉后，繼起有人，曷獨漢口為全國中樞，而無革命機關(guān)?乃組織《江漢日報》海內(nèi)風行。

    當日知會失敗之日，正《江漢日報》暢銷之時。報中江西同仁甚多，我乃記者，擔任外勤工作。因我是湖北人，熟悉地方情形，在國內(nèi)與上海報紙聯(lián)絡(luò)；在國外與東京《民報》聯(lián)絡(luò)，并為其代銷。

    巡警道馮啟鈞，見《江漢日報》時時登載教會文件為黨人辯護，極端不滿。但因報館在英租界，所載文件屬教會性質(zhì)，租界與教會均有外交關(guān)系，苦于無法下手。適有日本郵局寄來海外郵件四大包，未見附件，開閱只好收存。不料被馮啟鈞偵知，認定是違禁的重要品。若呈報張之洞而嚴查，恐難邀允許。私自直電北京民政部，當獲回復，先行封閉報館。馮即親自帶領(lǐng)警隊將報館封閉，館內(nèi)上下30余人一律不準行動，由警衛(wèi)團守候，他到武昌請示后，再來辦理。我于早晨與同志數(shù)人外出，歸時見此情況，就思及郵件包裹重要，亟須緊迫搶救。當時只有督捕營為軍警所畏懼，我等立時化裝，偽充督捕營直入報館上樓，將郵寄包裹搬運而投棄大江。警隊避讓不敢過問。

    馮啟鈞走后，因漢口、武昌尚無輪渡，所有往返須坐擺江木船，耽延五六小時。候他轉(zhuǎn)回，館內(nèi)同仁向他報告，稱警士引來軍隊，將報館搶去。馮明知是我等所為而又說不出口，只能悶悶而去，更不敢向張之洞說沒有抄著郵件。且張之洞因馮事先沒有呈報就私自電請北京民政部，很是不高興。問馮在《江漢日報》抄得何物，馮不敢做聲。

    我們知馮啟鈞此種窘狀，徑向張之洞控訴。張囑馮將此案從速結(jié)束，不能擴大和拖延。馮乃將最近《江漢日報》所載指責清廷何以不從速召開“國會”一文呈張，并認我是報中激烈分子，指名緝捕。我聞信避匿。姜旭浜即辯，謂上?！渡裰萑請蟆芬延写隧椨涊d，文雖不同，事實則一，何以不封閉《神州日報》而封閉《江漢日報》，政府法令有兩歧乎?馮無詞以答，乃密謀房主劉歆生請求登還房屋，并囑劉歆生轉(zhuǎn)告《江漢日報》同仁，可于啟封后，另換報名出版。但因封閉后經(jīng)濟受損，同仁星散，無力繼續(xù)。而東京同盟會所出之《民報》亦因清廷力向日本政府交涉，也于此時停止發(fā)行。武漢方面之革命言論至此受一重大打擊。

    《湖北日報》、《通俗白話報》、《政學日報》當《江漢日報》封閉后，我為避免巡警道馮啟鈞之偵緝而四處藏匿，擬赴上海《神州日報》謀生活。而有同志通知我，說事已銷弭，可以露面，并將另組《湖北日報》作革命木鐸，約我?guī)椭?。我出面時，《江漢日報》之原有機件已讓與《湖北日報》。我因之負責作文并代邀能文之同志隨時撰稿。曾記張輝焙同志(現(xiàn)任省文史館副館長)，當時即為《湖北日報》作過論文。我更單獨附刊《通俗白話報》，由在獄之同志李亞東書寫報頭，張難先亦時常投寄作品。因為當時盛行文言文，文化低落者難以了解白話體制，實為需要。湖北之有白話報，由我開始。廣東同志仿效我的辦法而創(chuàng)刊廣州《通俗白話報》，我在《通俗白話報》天天撰述白話歌謠，語言通俗，個個歡迎。當時一般半乞丐式的流浪者在茶樓酒肆高聲唱《通俗白話報》所刊載之《小姐怨》和《地理十八摸》等，藉以圖一餐之飲，久之被警察制止。其中嘲諷、批評清廷軟弱無能、屈辱賣國的《地理十八摸》為馮啟鈞最不喜。

    1909年春間，馮啟鈞之封閉《湖北日報》，同時封禁《通俗白話報》?！锻ㄋ装自拡蟆放c《湖北日報》相終始，而《通俗白話報》銷路，較《湖北日報》為廣。

    當《江漢日報》被封之后，《湖北日報》出版。張之洞調(diào)京入閣，繼任總督為陳夔龍。陳在鄂不問一事，任部屬所為。巡警道馮啟鈞請假回廣東原籍掃墓，另委金鼎其人代理巡警道。金只知逢迎作官，不知處理報館，更不知革命之大勢。1909年已酉新春，《湖北日報》登有插畫一則，戲畫一龍伏于石上題詞云：

    這石龍真無用，低頭伏處南山洞。鎮(zhèn)日高拱不動，徒受地方香煙奉。雖有玉石撐腰，也是空。勿怪事事由人弄。

    陳夔龍見之甚為惱怒，接連《湖北日報》登載有《中國報館與官場有特別之利益》一文，陳更忿恨。因陳之夫人拜廣親王為干爹，陳是藉廣親王奧援做到督撫，文中挑了陳之眼。適金鼎來見陳，乃向金鼎說：“《湖北日報》討厭得很!”金鼎為迎合意旨，即將《湖北日報》封閉，并逮捕經(jīng)理鄭難希。隨報告于陳請示，陳曰：“我并未叫你封閉報館，逮捕經(jīng)理?，F(xiàn)在新聞界當旺，中樞都無可如何，我不過授意你警告他們，下次再不可以文字作戲弄。你竟任意行事。若不趕快銷弭，而全國報紙必代為聲張。北京聞之，恐有見責。你須好好處理?！苯鸲帕耸帜_，安慰鄭難希，許以設(shè)法啟封，繼續(xù)出報。我等在外同志得信，即轉(zhuǎn)告鄭難希，叫他耐心坐幾天牢，切不可輕易承認取保釋放。

    我等正在運用手腕，適逢馮啟鈞假滿回鄂。金鼎一聞馮回，即告以《湖北日報》與《通俗白話報》之事件。馮大為批評，說從前為《江漢日報》幾乎惹得丟官，新聞界一般人多半為革命黨，多半不好惹的。金鼎說：“既已惹出事來，我就藉此告退，請你辦理善后?！瘪T說：“君不交卸，我好調(diào)解；君一交卸，我就無從調(diào)解?！庇谑墙鸲翰唤恍叮神T啟鈞出作調(diào)人。

    我自《江漢日報》被封后轉(zhuǎn)到《湖北日報》及《通俗白話報》，馮啟鈞并不知道，因為張之洞晉京，他們司道官忙于送舊迎新，無暇顧及此事?！逗比請蟆钒讣?，馮想以調(diào)人地位出面轉(zhuǎn)圈。于是遣價持片，請《湖北日報》之編輯或主筆一二人到署談話。我就親身前去見馮。馮一見我的名字，甚詫異曰：“為什么《湖北日報》又有你呢?”我亦笑曰：“為什么巡警道還是先生呢?做什么事的，總是做什么事!”馮說：“這也甚好，不必客氣。今天因《湖北日報》事，金道臺微有誤會，我特出面替你們調(diào)停。此事非《江漢日報》可比，請你先行將經(jīng)理鄭難希領(lǐng)回?！蔽艺f：“此案尚未定，我亦在嫌疑中，何能領(lǐng)人?請轉(zhuǎn)告金道臺從速處理，否則報館上下人等，因生活逼迫，恐將發(fā)生騷亂行為?！瘪T就約我準定明日上午在他公館午飯，必研究出一個好辦法。

    我辭出后，正擬送信給鄭難希，不料馮已遣人伴鄭回報館。鄭因坐了幾天牢，不耐牢獄滋味；又因平素用錢揮霍，正感危困，想藉此報館封閉之機會下臺了事。所以一經(jīng)馮啟鈞勸導，就樂于外出。

    次晨，馮啟鈞果派人請我去吃午飯，商議辦法。馮問我《湖北日報》之財產(chǎn)值價若干，每月開支須若干。我說，構(gòu)件等項，約值數(shù)千元；開支與外欠等項，則須萬金。馮說，既有數(shù)目，這便好辦，除財產(chǎn)以外，一切由我負責擔任，你們可再行出版，不過以后言論和新聞要格外謹慎。我說，此非一人所能作主，須會同同事者商量，容俟另行答復。

    我在此時，很想利用機會重振旗鼓，而鄭難希不愿，我就再與馮啟鈞商量。馮說，只有官商合辦，另立報名。他主張將《湖北日報》之廣告費、訂報費及原賬交出。并表示所有報館內(nèi)上下人等照舊留用，官廳只增派一人為編輯襄理，財產(chǎn)歸報館公有，改名為《政學日報》。我認為如此一辦，完全成為官報，有何言論價值，當即表示仍請鄭難希為經(jīng)理。鄭本勢利人，當初出任《湖北日報》經(jīng)理，志在藉報館名義，一面與旅漢之江西商人來往(《湖北日報》多江西人，有旅漢之江西商幫為助)，一面與武漢之官場聯(lián)絡(luò)，暨因封閉坐牢，極其灰心。迨見馮啟鈞另立報名，有意用他，欣然首肯。鄭并勸我一同幫忙，勿萌退志。我認為以革命黨人之立場，曷能替官廳作喉舌，婉言拒卻，特專心努力于《通俗白話報》。而鄭難希向馮討好，認我在《湖北日報》所撰刊《中國報館與官場有特別之利益》一文過于傷時，而《通俗白話報》之歌謠如《小姐怨》、《地理十八摸》皆有違報律，馮遂公令禁止《湖北日報》與《通俗白話報》出版，而改刊《政學日報》，我就離開漢口，前往上海。所改刊之《政學日報》，因是官辦性質(zhì)，滿紙官樣文字，行銷不久，即告停輟。

    張之洞與馮啟鈞張之洞由兩廣調(diào)兩湖，因私用浩繁，手頭拮據(jù)。馮啟鈞為廣東財閥，喜逢迎，與張結(jié)識，知張之困難，自動借銀20萬元。張約以到湖北后即歸還，不料久無消息。馮乃來鄂表面為拜候，其實在于索討。張亦知其來意，勸馮作官，代他捐了一個道臺，發(fā)在湖北選用。馮本慧黠，抓住機會與張親近。張有所需，輒不惜巨金資助，張即予以巡警道一職。馮為人矮，外間稱為“馮矮子”，官興勃發(fā)，肆應得體，并進而與北京權(quán)要聯(lián)系。張甚不滿，當張調(diào)京離鄂時，面囑馮辭職退休，馮即請假回廣東原籍掃墓以觀動靜。及見后任總督陳夔龍、趙爾巽、瑞徵等，對他并無惡意，仍然袍笏登場，大詠其官味，到辛亥八月十九起義才微服逃走。

    張之洞在湖北興建很多，其聲譽有名者有甲乙丙丁四棧紗麻絲、布四局、官鐵局、造幣廠、槍炮鋼銅鐵廠、玻璃廠、勸業(yè)場、五路小學第一第二文普通中學、兩湖經(jīng)心書院、存古學堂、測繪方言學堂、將學弁堂陸軍特別小學堂，成立新軍一鎮(zhèn)一混成協(xié)，挑選優(yōu)秀學子出洋，可謂用盡精神、費盡心血。張本人原是忠于清室、不喜革命，其所辦之學校與所訓練之新軍恰是播下革命種子。當庚子、辛丑之間，李鴻章全權(quán)與外國議和，內(nèi)而憤恨清廷顢頇，外而憤恨列強要挾，曾發(fā)牢騷，謂滿清的江山，他亦難保得十年。張在湖北也是譏彈于李，李謂“不料香濤(張之洞名字)作督撫二十年，還是書生之氣?！睆堄珊闭{(diào)京晉升體仁閣學士，對湖北念念不忘。每遇湖北京官，以新政未竟為憾。攝政王戴忄享欲替光緒復仇，意在殺袁世凱，經(jīng)張緩頰改以足疾削職歸里。故從嚴格而論，張在湖北興建是有功，而保全袁世凱則是錯誤的。

    鐘祥學社及軍隊同盟會當日知會停止活動以后，湖北革命機關(guān)寂寂寡聞，同志彭養(yǎng)光、趙鵬飛等設(shè)立鐘祥學社對外聯(lián)絡(luò)。然皆各有戒心，不敢多與來往。彭養(yǎng)光旋即赴吉林作法官，幸而九人獄中之吳貢三、李亞東、梁鐘漢等尚羈押在候?qū)徦?，且可隨時見面談話。文化界之知識分子雖或熱烈，而皆存顧慮，難以勇往直前。所謂“秀才造**，三年不成”，我等遂決定鼓勵知識分子當兵，就是多一當兵的人，即多一革命實行者。

    此時有李長齡同志設(shè)法鉆進軍隊作司書，又有陸軍特別小學學員黃申薌、江炳靈等，及各標隊中楊三鵬、王守愚、章裕昆、唐犧支、黃元吾、任重遠、郭撫宸、蔡濟民、蔡漢卿、吳醒漢、祁國鈞等，皆富于熱血，勇于革命，會集于武昌洪山寶通寺，籌組軍隊。同盟會為聯(lián)絡(luò)總機構(gòu)。惟因鑒于前此日知會以人叢復雜失敗，俱不愿彰明校著地健全組織，只各自擔任對外聯(lián)絡(luò)。故軍隊同盟會只是曇花一現(xiàn)，僅有其名。然雖僅有其名，而湖北軍隊之進行革命和展開革命實基于此。

    我之《通俗白話報》被封后，官廳對在獄之李亞東，知其時常撰稿署名“訄公”在報紙發(fā)表，嚴令看守注意并禁止來客訪問。我與李分別時約定通訊方法，用礬水書寫于官報上封裹交郵遞寄。李極熟悉軍隊同志，所有軍隊同志亦以李能文能武、性行忠實而樂與聯(lián)絡(luò)。嗣后軍隊同志所組織之文學社與共進會，李與我皆知其情。文學社之領(lǐng)導人蔣翊武，更喜閱看我之《通俗白話報》。

    自治會上的演講我辦《通俗白話報》期間，適逢創(chuàng)建粵漢鐵路。美國人借口投資企圖獨占，國人以條件過苛，發(fā)起排美，抵制美貨，上海接連響應。因上海響應湖北亦景從，美貨無人搬運。尤以美制香煙，查出即燒毀。美國人見風轉(zhuǎn)舵，表示讓步。并將所制香煙，合并于英商，故稱英美煙公司。我曾在報上論述美國人是笑面虎，終必為中國之害。同志宋教仁亦作論文，言美國人終必想獨占遠東，作中國發(fā)展之阻礙。

    我在1910年《通俗白話報》被封未到上海之前曾回到家鄉(xiāng)，恰遇地方官奉行上司命令，掩耳盜鈴地公告清廷“預備立憲、興辦自治”。地方紳耆以我明于時務(wù)，公推我代表到縣等備。我以滿腹抑郁，為誰籌備自治？當開大會之時，全縣民眾到者甚多，我就藉機會演講清廷立憲為虛偽世界，各國之立憲，由于流血爭取，不是恩賜。結(jié)果聽者眉飛色舞，全體感動。我更申述“嘉定三屠”、“揚州十日”之憂。聽者至有泣下，邀我到鄉(xiāng)村演講。我就將《警世鐘》、《猛回頭》等新書及《通俗白話報》之歌謠分別申述，風聲所播，遠近耳目一新。我之伯叔昆仲認我放誕無忌，一定遭禍，俱各驚悲，欲置我于死地。我亦認為有危險，徒犧牲無益，遂出走上海。但是鄉(xiāng)村經(jīng)我一演講，而始知清廷所謂“預備立憲”是欺人之舉。

    海船上見黃克強自與黃克強在武昌兩湖書院離別，黃赴日本留學，我在漢口辦報，時有信件來往，并由其轉(zhuǎn)介紹于趙伯先。當我主辦《通俗白話報》時，伯先由蘇州寄來七絕詩一首，云：“仰天一問斗牛寒，獵獵西風策馬看。最喜放翁詩句好，此心炯炯尚如丹?！辈葹辄h人中負聲譽者，此詩足徵文獻，特為錄出。

    辛亥四月，我在上海得香港同志信，說是黃克強乘“?？凇碧栞喆筛蹃頊D(zhuǎn)赴日本，約我到船上一見。我到船上，克強受傷臥病，告我以三月二十九日（公歷4月27日）廣州失敗情形，深痛精銳大喪、好友云亡。問我以湖北情況，并謂今后希望于湖北同志甚切。隨將所作之詩念給我聽，至今仍記得斷續(xù)幾句，有云：“羊城流盡男兒血，僅存英魂醒國魂?！笨藦娬谀钤娭校谓倘室嗟?，相與蹉商此后進行。因坐談太久，恐人注意，彼此分手?？藦姶藭r是十足的革命實行家，孫中山奔赴海外，所有內(nèi)地革命皆交由克強主持。

    江西臨江府棲身我在上海因生活的關(guān)系不能久住，而江西臨江府峽江縣是一世交作縣長，前往棲身，等候漢口消息。適因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一役，各省震動，到處嚴查。我在峽江縣有人猜疑，亦難安住，而又肺病大發(fā)，極需療養(yǎng)，乃回沔陽家鄉(xiāng)。

辛亥中我之經(jīng)歷

    肺病回鄉(xiāng)逢起義我于辛亥七月底，返回家鄉(xiāng)。八月初旬，張難先到我家告以武昌軍隊積極情形，他將赴武漢探視，囑我在鄉(xiāng)村隨機應變。八月十九日（公歷10月10日）武昌起義，黎元洪被迫出任都督。越二日，即有鄉(xiāng)人回漢，奔走相告。隨又接張難先來信，叫我趕快晉省。我行抵漢川，恰逢同志梁鐘漢出獄正組織漢川軍政分府，留我?guī)椭?，我認為到省也是盡力，在漢川也是盡力；且漢川為襄河上游之咽喉，地勢重要，在漢川盡力不亞于在省，遂留之。

    協(xié)助漢川、天門、沔陽響應起義梁鐘漢由省轉(zhuǎn)解漢川監(jiān)獄后，蓄意革命，從未氣餒，結(jié)納學生，密有布置。漢川離省較近，信息靈便。查知武昌八月十九夜起義，武漢全體光復，即由其七弟梁輝漢及其妻張蔭蘭偕同地方紳耆與民眾迎鐘漢出獄，組織漢川軍政分府，推鐘漢任司令。軍務(wù)倥傯，我剛到達，鐘漢留我協(xié)助，我以革命立場，義不容辭。為其草文檄告令、章程規(guī)則，并代其編制隊伍，籌劃械置。惟事起倉悴，實有許多困難，所需軍餉，借貸于商賈，不擾窮戶。戒屬，有不守紀律者，督促嚴懲。民眾以推翻滿清是吐氣揚眉，樂于響應，紛紛剪發(fā)辮、剃光頭。

    此時，京山同志劉英在京山、天門一帶，豎旗起義。專人邀我到天門之甘驛會商。我即率隊前往，晉言于劉英曰：“國難立見，最好是先取荊襄為根本。做到進可以戰(zhàn)，退可以守?！眲⒂⑹亲x書人，熟于歷代史實，知道舉大事必先鞏固民心，占領(lǐng)地勢，深以我言為然，乃決定將軍隊移駐襄河。

    軍隊尚未移動，適逢鄂軍都督黎元洪遞來命令，囑整軍待命。我等日夜分頭忙碌，而消息傳來，漢陽失陷。潰軍紛紛逃到襄河，同志李亞東亦到。亞東于起義時任漢陽知府，問及情形，則謂清廷啟用袁世凱，袁為逞其用兵之能，派馮國璋率大軍圍攻漢陽。漢陽義軍雖是黃克強任總司令，而因援鄂之湘軍，地形不熟，私自潛退，一隅省城，全體牽動，所以漢陽不守。

    我認為漢陽既失，襄河極為重要，乃偕李亞東在襄河之仙桃鎮(zhèn)招撫潰兵，穩(wěn)定治安。適有亞東之河南同鄉(xiāng)陳鳳孝營長，帶有營兵三分之一，槍械齊全，我等就設(shè)法收編，結(jié)合所招撫之潰兵，共約數(shù)百人，嚴束紀律，毫無騷擾。民眾以匕鬯不驚，群起助餉，互相勸導，立威鉅數(shù)。恰有鹽船二艘由漢口馳來，查系公物，即予變賣，軍餉不用憂慮。民眾多自動愿來當兵。

    劉英見我與李亞東進行順利，亦率隊到仙桃，隨即梁鐘漢亦到。巡防營統(tǒng)領(lǐng)劉溫立，帶領(lǐng)步兵與水師炮船，進犯仙桃，我等一鼓而擊敗之，截獲甚多。劉英暗有妒忌李亞東之意，我即懇切相告曰：“歷代起義，皆成功于內(nèi)和，失敗于內(nèi)訌。大敵當前，切須團結(jié)?！眲⒂⒈硎緹o他。恰又同志季雨霖、張難先亦到，全體聚商進行方略。名曰“仙桃會議”。

    協(xié)助安襄鄖荊民眾響應，進駐襄陽鄂軍都督黎元洪委季雨霖為安襄鄖荊(即安陸、襄陽、鄖陽、荊門)招討使，預備武昌若有危急，即駐襄鄖。季是老同志，與黎至好，黎所以委以重任。但季無基本隊伍，請張難先為其聯(lián)絡(luò)。因張之人格學行夙為我與劉英、李亞東等所推崇。張勸我等將隊伍交季統(tǒng)率，一則服從都督府命令，二則便于整齊劃一。我等慨然應允，由季重新編整、增補，率帶沿襄河而上，近駐襄陽，并經(jīng)難先邀集老同志如李長齡、李少青等盡力幫助，我等即伙同?；蜃餍麄?，或深入農(nóng)村演講。斯時一般官吏望風歸順，民眾更熱烈歡迎，因之季雨霖達到任務(wù)。我等斯時不在個人名義，不在個人享受，完全是革命性質(zhì)，故皆無一官半職。

    協(xié)助荊宜施鶴民眾響應，攻下荊州荊州為湖北重鎮(zhèn)，清軍夙有駐防，設(shè)有將軍，城墻極堅。當武昌起義，同志唐犧支即在荊州豎旗，雖是被推為司令，而因兵力單薄，久攻荊州城不下，一連急電，催請我等分兵援助。我與李亞東商于季雨霖，派遣部分兵力前往應援。

    當我與李亞東到達時，而滿人已邀請荊州漢人知府程稻成及法國教士馬德修出面議和，滿人愿開城繳械投順，須以不殺為條件。當經(jīng)革命軍應允，但滿人遲遲不開城，唐犧支乃借得湘軍重炮二門開炮轟擊，滿人乃于畏懼之下，急速開城。因之公舉唐犧支為荊宜施鶴(即荊州、宜昌、施南、鶴峰)總司令，李亞東為荊州知府，我為司令部高級參議。

    唐犧支辦事縝密，有條不紊，次第將荊、宜、施、鶴收獲。民眾以革命軍對地方毫無滋擾，熱忱擁護。在斯時不知貼標語、喊口號，只記得民間唱“道情”云：“滿清三百年江山，丟來也容易。物歸原主原是應該的。武昌起義，處處順利。試看那荊州城，滿人想要逃走也無地。只因享受過久，理應歇氣。革命軍寬大為懷，處處仁義。比較滿清殺明朝，實覺寬大無底。”

    當荊州城未攻下，還有一段經(jīng)過。爰因武昌起義，湖南未及響應，清廷命湖南派兵援鄂，湖南派遣統(tǒng)領(lǐng)王正雅率隊開拔。行至荊江南峰，湖南反正。王正雅感進退維谷，按兵不動。但王之武裝齊全，軍容整齊，與唐犧支在湖南有師生之誼。唐以同鄉(xiāng)與師生的關(guān)系，勸王獨立。王系老軍務(wù)，猶豫不肯，只許以借炮兩門；如果荊州攻下，他必共同前進。唐借炮到手，即行攻城。果然一炮而駭?shù)骨遘姟M人主戰(zhàn)之恒錫九，原先作過將軍，退居城內(nèi)，財產(chǎn)極富。因知革命軍無重炮，故關(guān)城死守。及聞革命軍炮聲，滿人齊向恒錫九吵鬧，錫九迫而自縊，由現(xiàn)任將軍魁聯(lián)仍請程知府與洋人出面，保證開城，保證不殺戮。革命軍許可后，正要準備入城，而王正雅已先聞信，用急行軍之方式搶先進城駐扎。唐犧支人本忠厚，又同鄉(xiāng)而兼師生，不便多言。但是唐之部屬群詆王正雅不應貪便宜，幾乎釀成風波。我乃極力調(diào)解。李亞東任荊州知府掌握行政，先行成立警察，維持秩序；勸王不要干預地方行政。王因湖南已經(jīng)正式成立都督府，致電于湖南，說是全軍奮勇革命，攻克荊州。湖南都督府不知底細，居然回電嘉獎，且謂即派專員前來犒賞。此電冠以革命軍字樣，電局直送我們司令部。我等翻閱后，認王正雅狡詐太甚，極不悅其所為。但王尚不知湖南有回電，有專使送來。適鄂軍都督黎元洪派專使蔡漢卿到荊州，商議北伐問題。我等告以種種情形，蔡亦認為王是冒功邀賞。惟因湘鄂一家，正在革命之際，不宜生出裂痕。乃由我等想一辦法，說蔡為黎都督派來犒賞湘軍，亦備以牛酒并現(xiàn)洋一千元，附上專函一件。函系我執(zhí)筆，文曰：“叛軍攻克荊州，貴部以勞遠之師，而資援助之力，深為敬佩。前已呈報黎大元帥并鄂軍都督，茲奉派專使蔡漢卿前來犒賞，特備牛酒等項及現(xiàn)洋一千元遣人送上，請即分配貴部各官兵以為慰勞，并望節(jié)麾明午到敞部小宴聯(lián)歡，勿吝步為荷?！贝稳胀跽诺讲?，唐犧支借故出巡，由蔡漢卿作主招待。蔡極詼諧，席間蔡舉杯言曰：“昔日諸葛亮取荊州，并取桂陽、零陵諸郡，今至將軍以湘軍而援荊州，真是千古同概?！蓖跸道嫌谑拦?，一笑而言他。此一段趣事，為外間所未知，特回憶記之。

    協(xié)助豫南民眾響應此時河南省尚未光復，因為該省向無革命組織，所有革命志士皆在外方。故當武昌起義各省響應，河南獨無動靜。

    有王天縱者，本河南人，向在紫荊關(guān)為江湖首領(lǐng)。平日聚集徒眾，專門奪取官方財物及武器，歷有歲年，官廳莫奈之何。自聞武昌起義各省響應，毅然率部開駐南陽，響應革命。以自己無聲望，恐不足號召，因聞荊州知府李亞東為河南同鄉(xiāng)，為革命老志士，有資格，有名望，特電懇亞東回豫主持。我認為豫鄂毗連，豫省若不光復，鄂省就難安寧。一面慫恿李亞東回豫，一面商請?zhí)茽拗芙柢娏?。唐極贊成，于是亞東到南陽與王天縱會談。王謂地方野亂，有槍十數(shù)支者，均藉稱司令；本人缺于軍事聲威，不敢任意收編，而地方秩序，又急需維持。請亞東任總司令，王任統(tǒng)帶。

    亞東就職后，即與王聯(lián)名電請我到南陽協(xié)助。我商于唐犧支，唐在大局觀點，許我起行。我到南陽，就分途派人向擁有槍枝者，說明統(tǒng)一編制之必要，邀其前來南陽會商；如果不來，就是假借名義搗亂地方，不能以革命者看待。各有槍者均到南陽會商，遂按槍支多少編成職務(wù)；有軍事學識及經(jīng)驗者，特別錄用。由李亞東統(tǒng)共犒勞，并關(guān)餉一次。再由王天縱捐資趕辦服裝，以壯軍容，而振士氣。如此一辦，地方為之肅靜，民眾為之歌頌。我以王天縱雖是出自江湖，卻俠義兼全，乃介紹其入同盟會。 王捐出一千元作會費。

    我與李亞東正在計劃北伐，忽接黎副總統(tǒng)命令南北議和，所有革命軍事，應一律停止。亞東約我回武昌，所有地方善后交王天縱處理。我因自幫助漢川軍政分府起，馳驅(qū)于襄河上、下游，鞍馬勞頓，已有半年之久，未嘗休息一天，當此春日，肺病復發(fā)，遂起程回武昌調(diào)治。臨行時，地方民眾不忍告別，扶老攜幼相送。我并叮囑王天縱曰：“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君欲為國大用，應處處以人民為根本?！蓖跎钜詾槿弧Ｋ煤笥懺o法之役，王均有所建樹。

辛亥首義后之革命遭遇

    潛身天主堂醫(yī)院策劃討袁清廷推翻，民國成立。黎元洪享受盛名；首義人物，不知自行檢點和團結(jié)，盡皆夸功伐能，互相傾軋。黎元洪聽官僚煽誘，轉(zhuǎn)之向袁世凱懷抱。袁氏原如王莽、曹操一流，我觀此現(xiàn)象，引為不祥，前往南京留守府見黃克強，請其早為防備?？藦娦χ^：“非不知也，是莫奈何也。陳涉、吳廣起義，促成劉邦做皇帝?！毕嗯c嘆息良久。

    袁世凱野心勃勃，原來早具野心，利用黎元洪之依附，遂決定消滅革命黨人以另造局面。于是外向銀行團借款，內(nèi)而暗殺宋教仁，罷免皖、贛、湘三督，大軍南移，叛跡顯著。黃克強討袁于南京，陳其美討袁于上海，李烈鈞、林虎討袁于江西，柏文蔚、龔振鵬討袁于安徽。惟湖北以黎元洪傾心于袁，從中作梗。一般革命同志，潛伏日租界，計劃軍事行動。袁世凱派人向日租界當局交涉，許以重利，租界當局對黨人不能袒庇，一一護送到滬。我不甘心，伏藏在英租界天主堂醫(yī)院。因該醫(yī)院有主任醫(yī)生名王奇峰者，明于國事，素不快于袁世凱之為人及南京選袁為臨時大總統(tǒng)。王因有此見解，所以贊成討袁，與我極相契，允許我隱避在醫(yī)院策劃討袁。凡是會我之人，均須經(jīng)王醫(yī)生引進，且可夜深留宿。王醫(yī)生并介紹我認識各教友，我之費用有缺乏，由王醫(yī)生設(shè)法轉(zhuǎn)借，約四百余元，至今并未歸還。

    馮嚴佛發(fā)助革命經(jīng)費同志馮嚴佛，早年留學日本，參加革命，既而走南洋群島，聯(lián)絡(luò)華僑損資幫助革命。辛亥武昌首義，充都督府秘書，轉(zhuǎn)任府河口釐金局長。當長江一帶聲罪討袁，湖北革命同志伏處于日租界，多被護送赴滬。其未走者，苦于資用缺乏，雖有機會，難有大舉。嚴佛由釐金局到漢，見此情形，喟然嘆曰：“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終必出于搜捕一途?！蹦藢⑺鶖y之款一千余元交我與蔣東佛使用。嚴佛亦走南京、上海參加革命軍事。我等于拮據(jù)之中，得此款項，生出大作用，遂通知各同志齊集日租界高昌里會議。因我等在高昌里原來租有兩棟房子，許久未用，亦未發(fā)生任何事故，為各同志所周知。加以日人吉福四郎，尚肯幫助我等，負責保護。于是各同志熱心到會。我就宣布湖北重要人物多赴滬，但是他們?yōu)榘踩?，不能將革命帶走，此時討袁事宜暫由我擔任布置，如果我有危險，決不攀扯別人，望各同志抱定志氣，堅決進行。到會者皆是義憤同仇，表示熱烈。但是日人吉福四郎事后送信給我，說地方偵探已查知我等之會議，派人在日租界巡邏，雖被巡捕驅(qū)走，希切勿再冒險集合。

    萬惡的偵探劉桂茍湖北總稽查劉桂茍又名劉有材，以歆生路后花樓漢口大旅館為其機關(guān)。此人是下流出身，專門殘害黨人，其爪牙布于武漢三鎮(zhèn)。彼既偵知日租界高昌里是我等會議之所，日日有其徒眾巡邏。又偵知武昌軒轅殿有我等同志住宿，乃前去檢查。雖未捕走重要人物，卻已查出來往函件。有同志田化龍者，起義時任過陸軍小學校長，此時熱心討袁，特跑到天主堂醫(yī)院告知我說是革命要趕快發(fā)動，否則處處羅網(wǎng)，同志實有危險。我說：“劉桂茍的偵探爪牙，我們在日租界捉著即沉江，他該有所膽寒；我們對付偵探若是無辦法，又何能討袁革命?望你轉(zhuǎn)告各同志，膽大心細地等待，我們馬上就有舉動。各同志經(jīng)我一鼓勵，均皆抱著拼死的決心，想種種方式，逃避偵探耳目。

    警備司令劉佐龍劉佐龍與我同鄉(xiāng)同學，參加辛亥首義，升任旅長，黎元洪任其為漢口警備司令。我勸他討袁革命，劉認心理正相同，只是本身力量太小，不能先行發(fā)動，只可維持秩序；漢口商民均系多年感情，其經(jīng)濟實力能當作后用；不忍以本身小小力量，加以糜亂；如果武昌有隊伍發(fā)動，漢口即豎旗響應；如不釋疑，可以警備書記彭石琴為質(zhì)，以后有機密事件，可直告彭石琴，由其代表轉(zhuǎn)述；彼此心心相印，不必多見面——機事不密則不成，切須注意。我即邀彭石琴到天主堂，指定各辦事主任。彭是老同志，劉佐龍極信任，曾給以資金為辦事費用，并由我與彭商請劉泥清、張?zhí)m生等各同志為臨時秘書及書記。

    命令一改鑄成大錯當時武漢三鎮(zhèn)之軍事聯(lián)絡(luò)與計劃，均是我一人經(jīng)手，其他同志只擔任局部。我雖住在醫(yī)院，而須日日秘密到武昌。武昌軍事總代表為同鄉(xiāng)之陳國干，陳任連長，全連分駐武昌城內(nèi)之山前山后。彼與張難先有夙誼，決心革命，以武昌曇華林何亞青家為接洽地址，廣事聯(lián)絡(luò)軍隊。武昌、漢口布置完善，只有漢陽還無頭緒。漢陽兵力僅有一營之眾，其營長并未駐在漢陽，駐扎城內(nèi)外者，不過一連；守龜山者，不過一排，排長無人認識。我擬不要漢陽，全要劉佐龍臨時處理；尚有劉家廟少數(shù)部隊，亦交劉處理。劉均接受。我擬開會時宣布辦法，眾無異議。但臨時有一緊急之變更，因變更鑄下大錯。

    有張統(tǒng)其人者，住家漢陽，辛亥首義曾充要職。此次討袁，與同志間亦有聯(lián)絡(luò)。自日租界同志遭打擊，張亦躲避不問事。因聞我組織討袁軍事已有頭緒，就托劉泥青介紹見我，他愿擔任漢陽龜山起義。我于開會后正準備次日動作，而劉泥青三番兩次地向我苦說，張統(tǒng)在漢陽有布置，若不容張建功，恐使同志灰心；否則漢陽不合作，亦是障礙。彭石琴亦贊成劉泥青見解。我原來的命令是武昌火起，漢口豎旗。經(jīng)此一轉(zhuǎn)折，改為武昌火起，龜山炮應，漢口豎旗。重新發(fā)出命令。

    武昌大貢院設(shè)有小學一所，同志何竹青為該校庶務(wù)。暑假期間，校內(nèi)無人，何同志擔任在該校舉火，備有火種燃料。夜間縱火火光熊熊，貢院范圍甚大，附近居民并無搶救。山后之軍隊甚少，其有少數(shù)隊伍，均因預有通知，偽言救火，都為軍事出動，陸續(xù)偷赴閱馬場待命。此前之軍隊亦一律換了符號，齊集閱馬場。黎元洪得報，即打電話調(diào)城外駐軍。電話不通，派人探視，回答亂事已成。黎乃慌了手腳，藉口親自出看，潛出文昌門，登楚材兵艦。至于大貢院之火，業(yè)已延燒兩三時。武昌斷絕行人，漢口宣布戒嚴，而龜山毫無動靜。挨到天亮，各個部隊知無辦法，一律怏怏返營。黎元洪回署，查知實情，對軍隊不追究；對我與蔣東佛，則懸賞通緝。我仍匿居漢口。

    我之所以匿居漢口不走，是另有重要作用。當長江一帶討袁軍事失敗，黎元洪受袁世凱圈禁，湖北軍被裁汰十分之九，其有志氣之軍人，愿將精良武器擇要送我，留作后用。我就與日人吉福四郎商量租賃日租界之日商房屋，收藏所送之手槍、炸藥等項于地下。

    河南農(nóng)民首領(lǐng)送武器1914年至1915年之交，河南農(nóng)民首領(lǐng)白朗縱橫于豫省全境，并往返及于豫陜鄂邊區(qū)。袁世凱派大兵“圍剿”，莫能制止。乃傾精銳之師四面圍擊，白勢漸衰。有老同志鄖陽人王某素與白朗稔熟，又與我相識，對白朗說，湖北當有人主持討袁，汝勢已成強弩之末，不如以武器送于革命者，留作后用。白朗愿以無條件贈送，只須我派人當面接洽。我就派王某作代表約定將武器送到鐵路線，我就著人去取。我當時所著之人，是雇請日本之小商人及浪人，該事經(jīng)吉福擔保，有報酬，極其踴躍從事。數(shù)月之間，已經(jīng)運來武器二百余件，子彈幾箱，日租界之小日本商店，均愿代為收藏。滬上同志聞信，極為欣喜，邀我到滬籌商，再發(fā)動革命。

    冒險亡命上海我因在滬需款，亦愿赴滬。惟因武漢總稽查劉桂茍認我為要犯，每日在日本輪船碼頭巡邏極嚴，不易出境。我又不得不出境，仍決定坐太古公司輪船。先以一門生蕭友歐(楚女)預購船票上船，定一普通艙位候我，再由我之族孫陳采堂(為皮匠業(yè)，精于武術(shù)，富于膽力，跟隨我多年)攜帶炸彈一枚，于上燈時趁劉桂茍?zhí)みM漢口大旅館之門之際，即拋擲炸彈逸去。一時響聲發(fā)動，劉桂茍慌于躲避，秩序大亂，行人奔跑，街上警笛四吹。我就乘此鬧哄哄之期間，改換村農(nóng)服裝，跨上太古輪船。蕭友鷗登岸，輪船旋即下馳。

    我抵南京換乘火車到滬，得漢口快信說是大旅館之門墻當時炸碎，傷一人未死，劉桂茍偵查此案，正在捕捉嫌疑，牽連甚眾。我即寫信劉桂茍警告，其文曰：“汝以一無賴子，官至少將，財發(fā)巨萬。左擁右抱，有何不足而必欲喪盡天良，殺害黨人?以因果報應論，豈有結(jié)局？望汝及早回頭，擺脫總稽查一職務(wù)，不難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殺人者人恒殺之，請留意焉?！?BR>
    至于我在漢口租界所收獲之武器交我一門生符希周照料。符是湖南桃源人，其父為木商，住家仙桃鎮(zhèn)，與我與張難先稔熟。武昌起義時，符希周隨我在軍中辦事。

    我到滬不到一月，得漢口信，知劉桂茍將我之仆人捕去，供出蕭、符二生之蹤跡。符生被捕遇害；蕭生逃到廣東，思想前進，于“五四”運動后，鉆研新文化，講求新學，對共產(chǎn)主義默契最早，信仰最深，民國十六年在粵以言論激烈遭慘殺。蕭、符二生皆為我所最鐘愛，因我頻年無狀，未能加以表揚，此所耿耿于懷者。

    南京被捕入獄我在武昌方面留有種種手續(xù)，自蕭、符二生遭受意外，其余同志被捕，催我速歸，并責我違背甘苦與共、生死與同之誓言。我于1914年10月底由滬乘日本“大福”船返漢，船過南京被馮國璋派隊在船上逮捕，提訊時有面善者一人出而作證。我自知無生理，侃侃而認革命及討袁經(jīng)過。法吏亦未用刑。我在獄中致書于馮國璋，請求速死，文長千余，言用四六排偶體。越半月，馮之秘書長施錦云、警察廳長王桂林來獄提我問話，說是我之供詞及書函已經(jīng)馮帥閱過，認我是讀書人，印象很好，或者早晚間傳我一談。隨后詢問我之家世與歷史甚詳。不幾日，馮果傳我談話。

    我即侃侃而言天下事，次及馮之前途如何而有利，如何而有害等。馮皆聽之點首且曰：“捕你不忍殺你，但你是北京通緝的要犯，又不能釋放，只好慢慢設(shè)法；你須在獄謹慎言語，莫作宣傳?！庇置鎳谕豕鹆职丛略谛し款I(lǐng)款四元津貼，改善我的伙食。仍將我還押。我求死不得，每日端坐養(yǎng)心，會悟儒釋墨家之主張。迨至1916年夏袁世凱遭伏天誅，黎元洪繼任總統(tǒng)，大赦黨人會，釋我出獄。馮囑王桂林留我作事。我婉言辭謝回鄂休養(yǎng)。
（1958年秋）(轉(zhuǎn)載《湖北文史》第七十七輯，本文作者陳紹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