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先生的為人與治學

2014-09-15 21: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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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代初，我在北大哲學系當學生，后來又在北大教書，熊先生這三十年問，有短暫的時間不在北大，可以說基本上沒有離開北大哲學系。這三十年間。國罹劫難，人遭苦厄，社會相、人心相呈現(xiàn)得更加分明，使人加深了對熊老師為人與為學的認識與懷念。從課堂講授到書院式的講學記得1934年考入北京大學時，聽高年級的同學們介紹北大的老師們，其中有一位唯一在家里上課的老師，是熊先生。比我高兩屆的同學說，他們聽熊先生講課還在北大紅樓。到了我們這屆，1935年始就不在教室上課了。因為他受不了上下課時間的拘束。熊先生認為聽者得不到實際的益處，記得他寫給選他課的同學們的一封信，有“師生蟻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的話，這封信貼在哲學系辦公室有很長時間。

    熊先生冬天室內不生爐火。北京的冬天差不多有四個多月，聽課的學生全副冬裝，坐著聽講。熊先生開的課是兩個學分，也就是兩節(jié)課。但熊先生講起來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每次講課不下三、四小時，而且中間不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間，從不坐著講。喜歡在聽講者面前指指劃劃，講到高興時，或者認為重要的地方，隨手在聽講者的頭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聲振堂宇。有一次和張東蓀談哲學，張在熊先生面前，也成了學生，一巴掌拍在張的肩上，張東蓀不得不眨眨眼，逡巡后退，以避其鋒芒?？箲?zhàn)時，聽鄭昕先生說他在天津甫開中學求學時，聽熊先生講課，他怕熊先生的棒喝，每次早一點到場，找一個離老師遠一點的位子坐下。我才知道9B先生這種講課方式由來已久。

    聽熊先生講課，深感到他是教書又教人，講“新唯識論”，“佛家名相通釋”往往大罵蔣介石東北失陷，不抵抗，賣國投降。熊先生不止傳授知識，他那種不媚俗，疾惡如仇的品格，感染了聽講的人。顛沛流離中不廢講學自從“九一八”以后，北平，昔日故都就成了邊城，日本侵略勢力逐年向華北延伸。華北之大，擺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熊先生平時深居斗室，不參與政治運動，但他對同學們的罷課，游行是支持的。

    同學們罷課，反對華北獨立，熊先生的課也上不成，熊先生是同情學生的。對胡適強迫學生上課，也表示不滿?！捌咂摺笔伦兒螅逼綖槿哲娬碱I，熊先生冒險，化裝成商人，乘運煤的貨車逃出北平。隨行的有劉錫嘏(公純)，也是北大的學生，一路照料，火車上正值大雨傾盆，衣履盡濕，生怕熊先生感受風寒，幸好未生病。熊先生輾轉到了武漢，又到了四川壁山縣。這時已是1938年的冬天。熊先生從北平脫險后，住在壁山縣中學里，中學校長鐘芳銘歡迎熊先生住下。熊先生的學生錢學熙夫婦、劉公純也隨熊先生留在那里，熊先生沒有閑著，寫他的《中國歷史講話》。

    賀麟先生和我從重慶南溫泉去壁山看望他。熊先生興致勃勃地談他的《中國歷史講話》的內容梗概，大意是講“五族同源”說。在民族危急存亡關頭，對中華民族的熱愛，促使他不知疲倦地撰寫他的這一著作。我們去時，熊先生很得意地講述他如何解決了“回族”的起源問題。說，這個問題使他苦苦思考了很久，才解決的。這時，他已同時著手寫他的<新唯識論)語體文本。由錢學熙譯為英文，劉公純代他抄寫。

    在四川八年，熊先生生活很不安定，物價飛漲，大后方民不聊生，熊先生只好投靠老朋友、老學生，艱難度日，和家屬不在一起。但他沒有—天不講學，沒有一天不修改他的《新唯識論》語體文本。他看到國民黨橫行霸道，胡作非為，還是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卻從不顯得灰心喪氣，給人的印象是勇猛精進，自強不息。熊先生在1939年離開壁山中學，住到南溫泉鹿角場學生周鵬初家，我當時也在南溫泉，每星期天到熊先生處。后來，我回到昆明，他中間到過嘉定烏龍寺，和馬一浮主持“復性書院”。

    不久，書院遭到日寇的轟炸，熊先生膝部中彈片受傷，他也離開了復性書院，和馬一浮先生還發(fā)生過小的不愉快。熊先生回到壁山來鳳驛，與梁漱溟先生住在一起，借住在一所古廟西壽寺。

    我和賀麟先生同去看過他。那天晚上，梁先生還講述了他到延安，和毛澤東同志在一個大炕上，連續(xù)談過八個通宵的事。熊先生這時還沒有忘了講學，韓裕文從復性書院退出，隨同熊先生。

    熊先生對韓裕文也分外關心。按通常習慣，我們對熊先生自稱學生，熊先生命韓裕文稱“弟子”?！暗茏印保蟾庞屑伴T或人室的意思吧。韓裕文是我在大學的同班同學，為人篤實，學問也樸實，對中國的理學、西方的古典哲學，有很深厚的基礎。在熊先生那邊，學了一兩年，因為生活無法維持，不得不離開，到了昆明賀麟先生主持的“西方哲學名著編譯會”當專職的翻譯，每月有了固定收人，略相當于大學的講師。

    1947年問，赴美留學，因肺癌不治，半年后病逝于美國。熊先生為此十分傷痛。如果天假以年，韓裕文在哲學上的成就必有可觀。梁漱溟先生在重慶北碚金剛碑創(chuàng)辦了勉仁中學，熊先生被邀到勉仁中學去住，粱先生的幾個學生，黃艮庸，云頌天、李淵庭等也成了Q6先生的學生，這時熊先生也還是修訂他的<新唯識論)語體文本。我在西南聯(lián)大哲學系，利用暑期，到北碚勉仁中學熊先生處住—兩個月。

    熊先生在北碚除了給勉仁中學講講哲學，還結識了郭沫若先生。郭沫若聽說熊先生愛吃雞，滑竿上捆了兩只雞去看熊先生，以后兩人通信，討論先秦諸子及中國傳統(tǒng)文化問題。這時郭還向熊先生介紹周恩來同志，他的信上說“周恩來先生，忠厚長者”，愿來看望先生。熊先生與郭沫若結下的友誼，到全國解放后，一直維持著。

    在北碚時，牟宗三，徐佛觀(后來改為復觀)等都常來熊先生處，牟宗三也住在那里。胸懷坦蕩古道熱腸熊先生的老朋友鄧高鏡先生，抗日戰(zhàn)爭期間，沒有到大后方去，北平收復后，熊先生回到北京大學，又見到他。見他生活潦倒，很困難，熊先生自己還約集林宰平、湯用彤諸先生按月給他生活費，由我每月發(fā)工資后匯寄給他。這種資助一直到鄧老先生逝世?？箲?zhàn)時期南京的支那內學院遷到四川的江津，稱支那內學院蜀院。歐陽竟無先生是內學院的創(chuàng)立者，有—大批弟子。熊先生、呂激先生，湯用彤先生都從歐陽先生問學。呂先生是歐陽先生的事業(yè)的繼承人。

    梁啟超當年在南京也從歐陽先生學佛學。熊先生的哲學體系已突破佛教思想體系，由佛人儒，歐陽先生認為他背離佛教，背離師說，命人寫《破新唯識論》以駁斥熊先生的學說。熊先生又著《破破新唯識論》。從此師生不相來往。我和熊先生相處三十年問，熊先生談起歐陽先生，總是帶有十分敬意，認為他是一代偉人，有造詣的學者，沒有不滿的言詞，只是在學術觀點上不一致。歐陽先生在江津病危，熊先生聽說后，還是到江津內學院探視，希望與老師最后見一面。當時內學院的同仁，認為歐陽先生垂危，怕見了熊先生情緒激動，受刺激，反而不好，沒有讓熊先生與歐陽先生見面。熊先生出于師生情誼，前往作最后的訣別。

    事后人們談論起這件事，都認為熊先生做得對。馬一浮先生與熊先生多年來是學術上的知己，互相了解，也互相欣賞。熊先生的(新唯識論)出版時，馬先生為此書作序。文中有“生肇斂手而咨嗟，奘基矯舌而不下”的話，認為此書的見解超過道生、僧肇、玄奘、窺基。抗戰(zhàn)期間在復性書院有一段時間有點不愉快而分手，后來抗戰(zhàn)勝利后，兩人友好如初。我和熊先生通信，有些見解，熊先生認為有道理的，也把信轉給馬先生看，馬先生的信，也有時熊先生轉給我。熊先生的生日，馬先生有詩相贈，有云“生辰常占一春先”，因為熊先生的生日在農歷正月初四。

    全國解放后，熊先生在北京時，收了一個義女，命名“仲光”，和他自己的女兒又光、再光排行。仲光喜靜，愛讀佛書，幫助熊先生料理家務，抄寫稿子，熊先生一生很少和師母在一起，子女也不學哲學，在北京及在四川，都是獨立生活，晚年有一女兒作為弟子，又能聽他講學，十分滿意，他說“伏女傳經，班女受史，龐女傳道”，今得仲光，又多了一個可以傳道之人。

    熊先生南下后，仲光留在北京未隨去。熊先生一生沒有積蓄，有時靠親友的資助，抗戰(zhàn)時期有幾年很困難。熊先生對他的學生凡是去看他的，他都留下，吃住和他在一起。學生給老師帶點禮物，如帶只雞，送點藥物，熊先生也不客氣，慨然收下，相處如一家人。但是在學問上有錯誤(對古人的思想理解不對)，熊先生也不客氣地指出從不說敷衍、客氣話。有問必答，甚至問一答十。

    跟熊先生在一起，令人有虛而往、實而歸的感覺。和熊先生相處，好像接近一盆火，灼熱烤人，離開了，又使人思念難以忘懷。昂首天外揮斥八極北京大學蔡元培當校長時，仿照西方大學的規(guī)章，教授要開三門課程。只擔任一門課的，聘為專任講師，外校教授在北大講授一門課程的，聘為兼任講師。當年魯迅就是兼任講師，我在北大時，清華大學的張申府、金岳霖先生都擔任過北大的兼任講師，林宰平、周叔迦先生也是兼任講師。熊先生經蔡元培先生介紹到北大哲學系，是專任講師，每月薪水120元。

    那時蔣夢麟主持北大，熊先生的為人，不會與人俯仰，只是做自己的學問，他這個講師的名義一直繼續(xù)到“七七”事變，離開北京為止。他從不參加系里的開學、畢業(yè)、迎新送舊的活動。他這個講師，在任何教授面前屹然而立。不論什么人來訪問，他從不和人談論天氣，一談起來，就是講學問。除學生們前來請教的以外，在北平常和熊先生來往的，有湯用彤、林宰平、蒙文通、賀麟，張東蓀諸先生。那是這些先生到熊先生家，熊先生從不回訪?？箲?zhàn)時期在重慶，有不少國民黨的達官顯宦來訪，居正是當年辛亥革命時的朋友，陳銘樞從歐陽竟無先生學過佛學，與熊先生也友好。熊先生住北碚時，陳銘樞請熊先生在一個背山面江風景優(yōu)美的飯館吃飯。

    熊先生朝江面看風景，陳銘樞面對熊先生，背對著江面。熊先生問陳，你為什么不看看風景，陳說，你就是很好的風景。熊先生哈哈大笑，聲振堂宇。說：“我就是風景?”熊先生對他們也是講他的“體用不二”的道理。不論什么人，只要常到熊先生處，聽他講學，不知不覺地就成了他的“學生”了。熊先生有一種氣勢，或者說有一種“境界”把來訪的人懾服了。

    我的老朋友韓裕文，曾對我說過，熊先生告訴他，做學問，不能甘居下游，要做學問就要立志，當?shù)谝涣鞯膶W者，沒有這個志向，就不要做學問。做學問，要象戰(zhàn)場上拼殺一樣，要義無反顧，富貴利祿不能動心，妻子兒女也不能兼顧。天才是個條件，但天才不能限制那些有志之人。他還告誡，青年學者，要愛惜精力，他在勉仁中學寫了一聯(lián)贈一青年學者“凝神乃可晉學；固精所以養(yǎng)氣”。他對韓裕文講過象xxx，人很聰明，可以成器，他就是愛嫖，這也成不了大器(據(jù)說此人現(xiàn)在臺灣)。全國解放后，董必武同志、郭沫若同志函電邀請他到北京來。熊先生路過武漢，當時林彪、李先念主持中南工作，設宴招待他，他還是講他的唯心主義哲學。到北京后，對人講，林彪心術不正，怕不得善終。

    老朋友們勸他不要隨便亂說。在北京時，毛澤東同志給他送了幾本書，還寫了信。熊先生申明，他擁護共產黨，愛新中國，一輩子學的是唯心論，無法改變自己的哲學主張。我們的黨沒有勉強他，還出錢幫他出版了好幾種唯心主義的著作。他的表里如一，愛國、熱愛學術的精神，受到共產黨的尊重。他住在上海，擔任全國政協(xié)委員，到北京開會，他先說明，我保證“三到’’(開幕、閉幕、照像)，其余的大小會都不參加。
   
    會議期間他有機會去與多少年的老朋友敘敘舊，也很高興。他與鐘泰、張難先、呂秋逸過從。陳毅同志也前往拜訪。鼓勵他寫他的書，幫他出版。解放后，熊先生的心情基本上是舒暢的。以理想滋潤生命以生命護持理想從熊先生和許多良師益友的身上，使我懂得了應當走的路和如何去走。教訓深刻，而又使我銘記不忘的，使我首先想到的是熊先生。熊先生這個人，以他的存在向人們展示了一種哲學的典型。一生坎坷，沒有遺產留給兒孫，家庭關系處理得也不盡妥善。幾十年來，沒有見他穿過一件象樣的考究的衣服?；锸匙⒁鉅I養(yǎng)，卻不注意滋味，甚至可以說他吃了一輩子沒有滋味的飯，人們認為值得留連的生活方式，對熊先生毫不沾邊。熊先生博覽群書，不講究版本，手頭藏書很少，可以說沒有藏書。我認識的學者中，熊先生是唯一沒有藏書的學者。

    別人也許覺得他貧困，他卻顯得充實而豐足。別人也許認為他不會安排生活，他卻過得很幸福，坦然。他也象普通人一樣，有時為了一點小事發(fā)脾氣，過后，卻深自譴責，好象雷陣雨過后，藍天白云分外清新，他胸中不留纖毫芥蒂，真如古人所說的，如光風霽月。他具有只有他才具有的一種人格美。我常想，是一種什么力量使他這樣?這里面大有學問。我感到熊先生在生命深處埋藏著一個高遠的理想，有了這個理想，使他百折不回，精進不已，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在四川北碚時，熊先生說他在北平寓所有—副自寫的對聯(lián)：“道之將廢也，文不在茲乎”。胡世華同學看了想要，熊先生送給了他。前不久遇見胡世華，問起這件事，他說確有此事，還補充說，熊先生取下這副對聯(lián)，在上面寫上“此聯(lián)吾自懸于座，世華見而索之”。

    “文化大革命”劫火之后，不知此聯(lián)是否尚在人間。這十個字，充分說明了熊先生的理想。他孜孜不倦，汲汲遑遑，從南到北，開門授徒，著書立說，無非是為了這個理想。熊先生講學，不問對象(有學人，也有官僚政客，商人)是否值得講，聽講者是否真正愿意聽，他總是苦口婆心，鍥而不舍地講授。講述的中心，無非要人們認識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他中年以后，建造自己的哲學體系后，“舍佛歸儒”。除了在他著作中寫出來的，理論上發(fā)現(xiàn)的佛教哲學缺失外，還有一個埋藏在他內心深處的“第一因”一一對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熱愛。有了這種深摯的愛，雖長年病軀支離，卻肩起振興中華文化的責任。這種深摯而悲苦的責任感，是二十世紀多災多難的中國愛國的知識分子獨有的。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了解得愈深刻，其深摯而悲苦的文化責任感也愈強烈。這就是熊先生理想的動力。(有這種思想感情的，事實上不只熊先生一個人，而是一批這樣的仁人志士，哲學家個人的具體遭際，以及對文化的認識、觀點的差異，各人的表現(xiàn)也不盡相同。)

    熊先生抽象思維、辨析名相的功力為常人所不及，<因明大疏刪注)即是明證。但熊先生的著作中反復申明的，倒不在于抽象思維的訓練，而是教人端正學習的態(tài)度。他指出學問的精髓不在于言說文字，而在善于體認言說文字之外的中心惻怛的心懷(超乎小我的感情)，他一再教人不要把學問當作知解看待，要學會體認心之本體。他在著作中反復叮嚀：玄學不同于科學，中國哲學不同于西方哲學。這里不存在抬高中國哲學，貶低西方哲學的意思。熊先生只是提供人們如何正確理解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把鑰匙。

    因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部分，熊先生稱為“玄學”(與西方玄學、形而上學意義不同)，它既有思辨之學，又有道德價值觀，美學觀等更豐厚的內容，這些內容確實是近代西方意義的哲學所包容不進去的?！暗乐畬U也，文不在茲乎”，這說明進人二十世紀，中西文化接觸后，引起中國有識之士的廣泛而深刻的反省。

    西方侵略國家挾其船堅炮利的余威，給中國的經濟生活以破壞，連帶引起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至家庭生活的變革。面臨前所未有的大沖擊、震蕩，發(fā)展下去，必然引起知識分子深刻的世界觀的動蕩。春秋戰(zhàn)國在中國歷史上曾被認為是個大變革，它與“五四”以后的變革相比，簡直微不足道。熊先生的哲學的核心問題，與其說它講的哲學問題，不如說它講的文化問題，傳統(tǒng)文化的前途，出路問題。熊先生“棄佛歸儒”，正是由于儒家傳統(tǒng)帶有濃重的民族特色，而佛教(特別法相唯識之學)更多思辨特色。思辨精神與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關系不是那么直接。“為生民立命”，在西方近代哲學家看來，本不是哲學家的事，而中國知識分子則認為責無旁貸。熊先生與歐陽競無先生的分歧在于：熊先生以佛為妄而舍佛歸儒；歐陽竟無先生在抗戰(zhàn)前后發(fā)表的關于《大學》、《中庸》的論著，以及對孔孟的評價，也有“舍佛歸儒”的傾向，只是歐陽先生認為儒家高明博大，佛亦不妄，佛儒交相融攝，更趨向于儒而已。熊先生為了他的理想，生死以之。他很早就宣布他不能接受馬列主義，不能相信唯物論。

    象他這樣一位愛國的知識分子，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和熊先生相處多年，相知甚深。我過去一直是儒家的信奉者。新舊中國相比較，逐漸對儒家的格、致、誠、正之學，修、齊，治，平之道，發(fā)生了懷疑。對馬列主義的認識，逐漸明確。在1956年，我與熊先生寫信說明，我已放棄儒學，相信馬列主義學說是真理，“所信雖有不同，師生之誼長在”，“今后我將一如既往，愿為老師盡力”。熊先生回了一封信，說我“誠信不欺，有古人風”。以后，書信往來，就不再探討學問了。熊先生歷年給我的信很多，可惜毀于十年劫灰中!學馬列主義，也不能在言語文字上打轉，也要身體力行，這方法和態(tài)度還是從熊先生的教誨中得來的。熊先生是我永不能忘的老師。贅語海外不少學者和同行們，出于對熊先生的關懷，流傳著不少傳聞和推測。有人認為新中國對待舊社會的老專家實行壓迫，他們失去了講學的自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解放后，一直受折磨，飲恨而終。我對此不得不做一些必要的說明。先說解放前熊先生在北大所受的待遇。熊先生在舊北大一直當講師。

    “七七”事變后，教授可以到西南聯(lián)大報到，仍能教書，不致失業(yè)，而熊先生不是教授，遷到大后方，拒絕收容他，任他漂泊西南天地間達八年之久。全國解放后，董必武等政府領導人請他來北京。北京解放不久，教授的待遇按小米折價，剛從美國回來的華羅庚和熊先生的工資都按最高標準定為800斤小米?？箲?zhàn)勝利后至解放前，熊先生住在沙灘北大孑民堂后院的兩間改造過的集體宿舍里，面積約20平方米。解放后，國務院在交道口附近給他租了一處住房，北房五間，并為他購置了必要的傢具。他和義女仲光來京后，即住在這里。兩三個月以后，熊先生嫌這個院子嘈雜，又搬了一次家，搬到西城寶禪寺街，住在最后一進院子，是個獨院。

    在這里未住多久，國務院又給熊先生在北海鴉兒胡同購買了一所小四合院，出門不遠就是十剎海后海。住在這里不到一年，熊先生感到年老，不耐北方嚴寒，打算到上海依兒子世菩，這是他唯一的兒子，當時世菩在上海招商局任工程師。熊先生的客人學生來往的人多，世菩向招商局申請，擴大他的住房面積，以便安置年老的父親。格于制度，沒有辦到。最后由國務院指示上海市委，在愚園路給他安排住房，這個地方比較安靜、寬敞。熊先生的工資仍按月由北大匯寄，后來熊先生嫌每月匯寄麻煩，工資由上海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支付。

    舊中國不曾限制唯心論，只限制唯物論，但熊先生的著作出版，遭到種種挫折，有的書是熊先生自己出錢印的。解放后，他的書由國家出錢，出版了七八種，公開發(fā)行。說到這里，也附帶說一說陳寅恪先生。陳先生抗戰(zhàn)期間，為英國庸醫(yī)所誤，雙目失明，僅有光感。解放后，中山大學在他的樓前特別用白色涂刷了一條小徑，以便于他借助白色反光飯后散步。陳先生用的藥品，國內買不到的，由香港購進，24小時有護士三人輪流護理。還請他到北京擔任歷史所所長。

    陳先生的朋友學生多在北京，他也有意北來，由于敦請陳先生的那位學生說話不慎，惹得陳先生不高興，他拒絕北來。熊、陳這兩位老先生備受政府禮遇，這些事都說明共產黨是尊重學有專長的專家學者的。到了“文化大革命”，是非顛倒，國家遭難。外人只看到知識界、文化界人士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折磨，誤認為是共產黨政府搞的。“四人幫”是共產黨的敵人，共產黨的開國元勛，上至主席，元帥、將軍，包括周恩來總理在內，下至一般干部、一般群眾，遭難而死的，何止成千上萬?這些罪惡行徑，應與共產黨政府無關，這是不得不說明的。(轉載《湖北文史》第八十三輯，本文作者任繼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