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初,我在北大哲學系當學生,后來又在北大教書,熊先生這三十年問,有短暫的時間不在北大,可以說基本上沒有離開北大哲學系。這三十年間。國罹劫難,人遭苦厄,社會相、人心相呈現(xiàn)得更加分明,使人加深了對熊老師為人與為學的認識與懷念。從課堂講授到書院式的講學記得1934年考入北京大學時,聽高年級的同學們介紹北大的老師們,其中有一位唯一在家里上課的老師,是熊先生。比我高兩屆的同學說,他們聽熊先生講課還在北大紅樓。到了我們這屆,1935年始就不在教室上課了。因為他受不了上下課時間的拘束。熊先生認為聽者得不到實際的益處,記得他寫給選他課的同學們的一封信,有“師生蟻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的話,這封信貼在哲學系辦公室有很長時間。
熊先生冬天室內不生爐火。北京的冬天差不多有四個多月,聽課的學生全副冬裝,坐著聽講。熊先生開的課是兩個學分,也就是兩節(jié)課。但熊先生講起來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每次講課不下三、四小時,而且中間不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間,從不坐著講。喜歡在聽講者面前指指劃劃,講到高興時,或者認為重要的地方,隨手在聽講者的頭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聲振堂宇。有一次和張東蓀談哲學,張在熊先生面前,也成了學生,一巴掌拍在張的肩上,張東蓀不得不眨眨眼,逡巡后退,以避其鋒芒??箲?zhàn)時,聽鄭昕先生說他在天津甫開中學求學時,聽熊先生講課,他怕熊先生的棒喝,每次早一點到場,找一個離老師遠一點的位子坐下。我才知道9B先生這種講課方式由來已久。
聽熊先生講課,深感到他是教書又教人,講“新唯識論”,“佛家名相通釋”往往大罵蔣介石東北失陷,不抵抗,賣國投降。熊先生不止傳授知識,他那種不媚俗,疾惡如仇的品格,感染了聽講的人。顛沛流離中不廢講學自從“九一八”以后,北平,昔日故都就成了邊城,日本侵略勢力逐年向華北延伸。華北之大,擺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熊先生平時深居斗室,不參與政治運動,但他對同學們的罷課,游行是支持的。
同學們罷課,反對華北獨立,熊先生的課也上不成,熊先生是同情學生的。對胡適強迫學生上課,也表示不滿?!捌咂摺笔伦兒螅逼綖槿哲娬碱I,熊先生冒險,化裝成商人,乘運煤的貨車逃出北平。隨行的有劉錫嘏(公純),也是北大的學生,一路照料,火車上正值大雨傾盆,衣履盡濕,生怕熊先生感受風寒,幸好未生病。熊先生輾轉到了武漢,又到了四川壁山縣。這時已是1938年的冬天。熊先生從北平脫險后,住在壁山縣中學里,中學校長鐘芳銘歡迎熊先生住下。熊先生的學生錢學熙夫婦、劉公純也隨熊先生留在那里,熊先生沒有閑著,寫他的《中國歷史講話》。
賀麟先生和我從重慶南溫泉去壁山看望他。熊先生興致勃勃地談他的《中國歷史講話》的內容梗概,大意是講“五族同源”說。在民族危急存亡關頭,對中華民族的熱愛,促使他不知疲倦地撰寫他的這一著作。我們去時,熊先生很得意地講述他如何解決了“回族”的起源問題。說,這個問題使他苦苦思考了很久,才解決的。這時,他已同時著手寫他的<新唯識論)語體文本。由錢學熙譯為英文,劉公純代他抄寫。
在四川八年,熊先生生活很不安定,物價飛漲,大后方民不聊生,熊先生只好投靠老朋友、老學生,艱難度日,和家屬不在一起。但他沒有—天不講學,沒有一天不修改他的《新唯識論》語體文本。他看到國民黨橫行霸道,胡作非為,還是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卻從不顯得灰心喪氣,給人的印象是勇猛精進,自強不息。熊先生在1939年離開壁山中學,住到南溫泉鹿角場學生周鵬初家,我當時也在南溫泉,每星期天到熊先生處。后來,我回到昆明,他中間到過嘉定烏龍寺,和馬一浮主持“復性書院”。
不久,書院遭到日寇的轟炸,熊先生膝部中彈片受傷,他也離開了復性書院,和馬一浮先生還發(fā)生過小的不愉快。熊先生回到壁山來鳳驛,與梁漱溟先生住在一起,借住在一所古廟西壽寺。
我和賀麟先生同去看過他。那天晚上,梁先生還講述了他到延安,和毛澤東同志在一個大炕上,連續(xù)談過八個通宵的事。熊先生這時還沒有忘了講學,韓裕文從復性書院退出,隨同熊先生。
熊先生對韓裕文也分外關心。按通常習慣,我們對熊先生自稱學生,熊先生命韓裕文稱“弟子”?!暗茏印保蟾庞屑伴T或人室的意思吧。韓裕文是我在大學的同班同學,為人篤實,學問也樸實,對中國的理學、西方的古典哲學,有很深厚的基礎。在熊先生那邊,學了一兩年,因為生活無法維持,不得不離開,到了昆明賀麟先生主持的“西方哲學名著編譯會”當專職的翻譯,每月有了固定收人,略相當于大學的講師。
1947年問,赴美留學,因肺癌不治,半年后病逝于美國。熊先生為此十分傷痛。如果天假以年,韓裕文在哲學上的成就必有可觀。梁漱溟先生在重慶北碚金剛碑創(chuàng)辦了勉仁中學,熊先生被邀到勉仁中學去住,粱先生的幾個學生,黃艮庸,云頌天、李淵庭等也成了Q6先生的學生,這時熊先生也還是修訂他的<新唯識論)語體文本。我在西南聯(lián)大哲學系,利用暑期,到北碚勉仁中學熊先生處住—兩個月。
熊先生在北碚除了給勉仁中學講講哲學,還結識了郭沫若先生。郭沫若聽說熊先生愛吃雞,滑竿上捆了兩只雞去看熊先生,以后兩人通信,討論先秦諸子及中國傳統(tǒng)文化問題。這時郭還向熊先生介紹周恩來同志,他的信上說“周恩來先生,忠厚長者”,愿來看望先生。熊先生與郭沫若結下的友誼,到全國解放后,一直維持著。
在北碚時,牟宗三,徐佛觀(后來改為復觀)等都常來熊先生處,牟宗三也住在那里。胸懷坦蕩古道熱腸熊先生的老朋友鄧高鏡先生,抗日戰(zhàn)爭期間,沒有到大后方去,北平收復后,熊先生回到北京大學,又見到他。見他生活潦倒,很困難,熊先生自己還約集林宰平、湯用彤諸先生按月給他生活費,由我每月發(fā)工資后匯寄給他。這種資助一直到鄧老先生逝世??箲?zhàn)時期南京的支那內學院遷到四川的江津,稱支那內學院蜀院。歐陽竟無先生是內學院的創(chuàng)立者,有—大批弟子。熊先生、呂激先生,湯用彤先生都從歐陽先生問學。呂先生是歐陽先生的事業(yè)的繼承人。
梁啟超當年在南京也從歐陽先生學佛學。熊先生的哲學體系已突破佛教思想體系,由佛人儒,歐陽先生認為他背離佛教,背離師說,命人寫《破新唯識論》以駁斥熊先生的學說。熊先生又著《破破新唯識論》。從此師生不相來往。我和熊先生相處三十年問,熊先生談起歐陽先生,總是帶有十分敬意,認為他是一代偉人,有造詣的學者,沒有不滿的言詞,只是在學術觀點上不一致。歐陽先生在江津病危,熊先生聽說后,還是到江津內學院探視,希望與老師最后見一面。當時內學院的同仁,認為歐陽先生垂危,怕見了熊先生情緒激動,受刺激,反而不好,沒有讓熊先生與歐陽先生見面。熊先生出于師生情誼,前往作最后的訣別。
事后人們談論起這件事,都認為熊先生做得對。馬一浮先生與熊先生多年來是學術上的知己,互相了解,也互相欣賞。熊先生的(新唯識論)出版時,馬先生為此書作序。文中有“生肇斂手而咨嗟,奘基矯舌而不下”的話,認為此書的見解超過道生、僧肇、玄奘、窺基。抗戰(zhàn)期間在復性書院有一段時間有點不愉快而分手,后來抗戰(zhàn)勝利后,兩人友好如初。我和熊先生通信,有些見解,熊先生認為有道理的,也把信轉給馬先生看,馬先生的信,也有時熊先生轉給我。熊先生的生日,馬先生有詩相贈,有云“生辰常占一春先”,因為熊先生的生日在農歷正月初四。
全國解放后,熊先生在北京時,收了一個義女,命名“仲光”,和他自己的女兒又光、再光排行。仲光喜靜,愛讀佛書,幫助熊先生料理家務,抄寫稿子,熊先生一生很少和師母在一起,子女也不學哲學,在北京及在四川,都是獨立生活,晚年有一女兒作為弟子,又能聽他講學,十分滿意,他說“伏女傳經,班女受史,龐女傳道”,今得仲光,又多了一個可以傳道之人。
熊先生南下后,仲光留在北京未隨去。熊先生一生沒有積蓄,有時靠親友的資助,抗戰(zhàn)時期有幾年很困難。熊先生對他的學生凡是去看他的,他都留下,吃住和他在一起。學生給老師帶點禮物,如帶只雞,送點藥物,熊先生也不客氣,慨然收下,相處如一家人。但是在學問上有錯誤(對古人的思想理解不對),熊先生也不客氣地指出從不說敷衍、客氣話。有問必答,甚至問一答十。
跟熊先生在一起,令人有虛而往、實而歸的感覺。和熊先生相處,好像接近一盆火,灼熱烤人,離開了,又使人思念難以忘懷。昂首天外揮斥八極北京大學蔡元培當校長時,仿照西方大學的規(guī)章,教授要開三門課程。只擔任一門課的,聘為專任講師,外校教授在北大講授一門課程的,聘為兼任講師。當年魯迅就是兼任講師,我在北大時,清華大學的張申府、金岳霖先生都擔任過北大的兼任講師,林宰平、周叔迦先生也是兼任講師。熊先生經蔡元培先生介紹到北大哲學系,是專任講師,每月薪水120元。
那時蔣夢麟主持北大,熊先生的為人,不會與人俯仰,只是做自己的學問,他這個講師的名義一直繼續(xù)到“七七”事變,離開北京為止。他從不參加系里的開學、畢業(yè)、迎新送舊的活動。他這個講師,在任何教授面前屹然而立。不論什么人來訪問,他從不和人談論天氣,一談起來,就是講學問。除學生們前來請教的以外,在北平常和熊先生來往的,有湯用彤、林宰平、蒙文通、賀麟,張東蓀諸先生。那是這些先生到熊先生家,熊先生從不回訪??箲?zhàn)時期在重慶,有不少國民黨的達官顯宦來訪,居正是當年辛亥革命時的朋友,陳銘樞從歐陽竟無先生學過佛學,與熊先生也友好。熊先生住北碚時,陳銘樞請熊先生在一個背山面江風景優(yōu)美的飯館吃飯。
熊先生朝江面看風景,陳銘樞面對熊先生,背對著江面。熊先生問陳,你為什么不看看風景,陳說,你就是很好的風景。熊先生哈哈大笑,聲振堂宇。說:“我就是風景?”熊先生對他們也是講他的“體用不二”的道理。不論什么人,只要常到熊先生處,聽他講學,不知不覺地就成了他的“學生”了。熊先生有一種氣勢,或者說有一種“境界”把來訪的人懾服了。
我的老朋友韓裕文,曾對我說過,熊先生告訴他,做學問,不能甘居下游,要做學問就要立志,當?shù)谝涣鞯膶W者,沒有這個志向,就不要做學問。做學問,要象戰(zhàn)場上拼殺一樣,要義無反顧,富貴利祿不能動心,妻子兒女也不能兼顧。天才是個條件,但天才不能限制那些有志之人。他還告誡,青年學者,要愛惜精力,他在勉仁中學寫了一聯(lián)贈一青年學者“凝神乃可晉學;固精所以養(yǎng)氣”。他對韓裕文講過象xxx,人很聰明,可以成器,他就是愛嫖,這也成不了大器(據(jù)說此人現(xiàn)在臺灣)。全國解放后,董必武同志、郭沫若同志函電邀請他到北京來。熊先生路過武漢,當時林彪、李先念主持中南工作,設宴招待他,他還是講他的唯心主義哲學。到北京后,對人講,林彪心術不正,怕不得善終。
老朋友們勸他不要隨便亂說。在北京時,毛澤東同志給他送了幾本書,還寫了信。熊先生申明,他擁護共產黨,愛新中國,一輩子學的是唯心論,無法改變自己的哲學主張。我們的黨沒有勉強他,還出錢幫他出版了好幾種唯心主義的著作。他的表里如一,愛國、熱愛學術的精神,受到共產黨的尊重。他住在上海,擔任全國政協(xié)委員,到北京開會,他先說明,我保證“三到’’(開幕、閉幕、照像),其余的大小會都不參加。
會議期間他有機會去與多少年的老朋友敘敘舊,也很高興。他與鐘泰、張難先、呂秋逸過從。陳毅同志也前往拜訪。鼓勵他寫他的書,幫他出版。解放后,熊先生的心情基本上是舒暢的。以理想滋潤生命以生命護持理想從熊先生和許多良師益友的身上,使我懂得了應當走的路和如何去走。教訓深刻,而又使我銘記不忘的,使我首先想到的是熊先生。熊先生這個人,以他的存在向人們展示了一種哲學的典型。一生坎坷,沒有遺產留給兒孫,家庭關系處理得也不盡妥善。幾十年來,沒有見他穿過一件象樣的考究的衣服?;锸匙⒁鉅I養(yǎng),卻不注意滋味,甚至可以說他吃了一輩子沒有滋味的飯,人們認為值得留連的生活方式,對熊先生毫不沾邊。熊先生博覽群書,不講究版本,手頭藏書很少,可以說沒有藏書。我認識的學者中,熊先生是唯一沒有藏書的學者。
別人也許覺得他貧困,他卻顯得充實而豐足。別人也許認為他不會安排生活,他卻過得很幸福,坦然。他也象普通人一樣,有時為了一點小事發(fā)脾氣,過后,卻深自譴責,好象雷陣雨過后,藍天白云分外清新,他胸中不留纖毫芥蒂,真如古人所說的,如光風霽月。他具有只有他才具有的一種人格美。我常想,是一種什么力量使他這樣?這里面大有學問。我感到熊先生在生命深處埋藏著一個高遠的理想,有了這個理想,使他百折不回,精進不已,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在四川北碚時,熊先生說他在北平寓所有—副自寫的對聯(lián):“道之將廢也,文不在茲乎”。胡世華同學看了想要,熊先生送給了他。前不久遇見胡世華,問起這件事,他說確有此事,還補充說,熊先生取下這副對聯(lián),在上面寫上“此聯(lián)吾自懸于座,世華見而索之”。
“文化大革命”劫火之后,不知此聯(lián)是否尚在人間。這十個字,充分說明了熊先生的理想。他孜孜不倦,汲汲遑遑,從南到北,開門授徒,著書立說,無非是為了這個理想。熊先生講學,不問對象(有學人,也有官僚政客,商人)是否值得講,聽講者是否真正愿意聽,他總是苦口婆心,鍥而不舍地講授。講述的中心,無非要人們認識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他中年以后,建造自己的哲學體系后,“舍佛歸儒”。除了在他著作中寫出來的,理論上發(fā)現(xiàn)的佛教哲學缺失外,還有一個埋藏在他內心深處的“第一因”一一對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熱愛。有了這種深摯的愛,雖長年病軀支離,卻肩起振興中華文化的責任。這種深摯而悲苦的責任感,是二十世紀多災多難的中國愛國的知識分子獨有的。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了解得愈深刻,其深摯而悲苦的文化責任感也愈強烈。這就是熊先生理想的動力。(有這種思想感情的,事實上不只熊先生一個人,而是一批這樣的仁人志士,哲學家個人的具體遭際,以及對文化的認識、觀點的差異,各人的表現(xiàn)也不盡相同。)
熊先生抽象思維、辨析名相的功力為常人所不及,<因明大疏刪注)即是明證。但熊先生的著作中反復申明的,倒不在于抽象思維的訓練,而是教人端正學習的態(tài)度。他指出學問的精髓不在于言說文字,而在善于體認言說文字之外的中心惻怛的心懷(超乎小我的感情),他一再教人不要把學問當作知解看待,要學會體認心之本體。他在著作中反復叮嚀:玄學不同于科學,中國哲學不同于西方哲學。這里不存在抬高中國哲學,貶低西方哲學的意思。熊先生只是提供人們如何正確理解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把鑰匙。
因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部分,熊先生稱為“玄學”(與西方玄學、形而上學意義不同),它既有思辨之學,又有道德價值觀,美學觀等更豐厚的內容,這些內容確實是近代西方意義的哲學所包容不進去的?!暗乐畬U也,文不在茲乎”,這說明進人二十世紀,中西文化接觸后,引起中國有識之士的廣泛而深刻的反省。
西方侵略國家挾其船堅炮利的余威,給中國的經濟生活以破壞,連帶引起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至家庭生活的變革。面臨前所未有的大沖擊、震蕩,發(fā)展下去,必然引起知識分子深刻的世界觀的動蕩。春秋戰(zhàn)國在中國歷史上曾被認為是個大變革,它與“五四”以后的變革相比,簡直微不足道。熊先生的哲學的核心問題,與其說它講的哲學問題,不如說它講的文化問題,傳統(tǒng)文化的前途,出路問題。熊先生“棄佛歸儒”,正是由于儒家傳統(tǒng)帶有濃重的民族特色,而佛教(特別法相唯識之學)更多思辨特色。思辨精神與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關系不是那么直接。“為生民立命”,在西方近代哲學家看來,本不是哲學家的事,而中國知識分子則認為責無旁貸。熊先生與歐陽競無先生的分歧在于:熊先生以佛為妄而舍佛歸儒;歐陽竟無先生在抗戰(zhàn)前后發(fā)表的關于《大學》、《中庸》的論著,以及對孔孟的評價,也有“舍佛歸儒”的傾向,只是歐陽先生認為儒家高明博大,佛亦不妄,佛儒交相融攝,更趨向于儒而已。熊先生為了他的理想,生死以之。他很早就宣布他不能接受馬列主義,不能相信唯物論。
象他這樣一位愛國的知識分子,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和熊先生相處多年,相知甚深。我過去一直是儒家的信奉者。新舊中國相比較,逐漸對儒家的格、致、誠、正之學,修、齊,治,平之道,發(fā)生了懷疑。對馬列主義的認識,逐漸明確。在1956年,我與熊先生寫信說明,我已放棄儒學,相信馬列主義學說是真理,“所信雖有不同,師生之誼長在”,“今后我將一如既往,愿為老師盡力”。熊先生回了一封信,說我“誠信不欺,有古人風”。以后,書信往來,就不再探討學問了。熊先生歷年給我的信很多,可惜毀于十年劫灰中!學馬列主義,也不能在言語文字上打轉,也要身體力行,這方法和態(tài)度還是從熊先生的教誨中得來的。熊先生是我永不能忘的老師。贅語海外不少學者和同行們,出于對熊先生的關懷,流傳著不少傳聞和推測。有人認為新中國對待舊社會的老專家實行壓迫,他們失去了講學的自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解放后,一直受折磨,飲恨而終。我對此不得不做一些必要的說明。先說解放前熊先生在北大所受的待遇。熊先生在舊北大一直當講師。
“七七”事變后,教授可以到西南聯(lián)大報到,仍能教書,不致失業(yè),而熊先生不是教授,遷到大后方,拒絕收容他,任他漂泊西南天地間達八年之久。全國解放后,董必武等政府領導人請他來北京。北京解放不久,教授的待遇按小米折價,剛從美國回來的華羅庚和熊先生的工資都按最高標準定為800斤小米??箲?zhàn)勝利后至解放前,熊先生住在沙灘北大孑民堂后院的兩間改造過的集體宿舍里,面積約20平方米。解放后,國務院在交道口附近給他租了一處住房,北房五間,并為他購置了必要的傢具。他和義女仲光來京后,即住在這里。兩三個月以后,熊先生嫌這個院子嘈雜,又搬了一次家,搬到西城寶禪寺街,住在最后一進院子,是個獨院。
在這里未住多久,國務院又給熊先生在北海鴉兒胡同購買了一所小四合院,出門不遠就是十剎海后海。住在這里不到一年,熊先生感到年老,不耐北方嚴寒,打算到上海依兒子世菩,這是他唯一的兒子,當時世菩在上海招商局任工程師。熊先生的客人學生來往的人多,世菩向招商局申請,擴大他的住房面積,以便安置年老的父親。格于制度,沒有辦到。最后由國務院指示上海市委,在愚園路給他安排住房,這個地方比較安靜、寬敞。熊先生的工資仍按月由北大匯寄,后來熊先生嫌每月匯寄麻煩,工資由上海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支付。
舊中國不曾限制唯心論,只限制唯物論,但熊先生的著作出版,遭到種種挫折,有的書是熊先生自己出錢印的。解放后,他的書由國家出錢,出版了七八種,公開發(fā)行。說到這里,也附帶說一說陳寅恪先生。陳先生抗戰(zhàn)期間,為英國庸醫(yī)所誤,雙目失明,僅有光感。解放后,中山大學在他的樓前特別用白色涂刷了一條小徑,以便于他借助白色反光飯后散步。陳先生用的藥品,國內買不到的,由香港購進,24小時有護士三人輪流護理。還請他到北京擔任歷史所所長。
陳先生的朋友學生多在北京,他也有意北來,由于敦請陳先生的那位學生說話不慎,惹得陳先生不高興,他拒絕北來。熊、陳這兩位老先生備受政府禮遇,這些事都說明共產黨是尊重學有專長的專家學者的。到了“文化大革命”,是非顛倒,國家遭難。外人只看到知識界、文化界人士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折磨,誤認為是共產黨政府搞的。“四人幫”是共產黨的敵人,共產黨的開國元勛,上至主席,元帥、將軍,包括周恩來總理在內,下至一般干部、一般群眾,遭難而死的,何止成千上萬?這些罪惡行徑,應與共產黨政府無關,這是不得不說明的。(轉載《湖北文史》第八十三輯,本文作者任繼愈)